作者：张祖勋
今天是我们党的101岁华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来回顾与展望武汉大学摄影测量学科的发展，介绍自己的成长经历，给党和国家做一次工作汇报，非常有意义。我汇报的题目是《生逢其时》，思考再三，唯有此题能表达我的心情，表达我们课题研究的成长过程。
是时代赐予我们人生的际遇，和我们学科发展的际遇。
前不久，在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校友群里传开了一个视频，是1992年我在CPGIS（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大会）成立大会上致辞。这是地理信息科学领域久负盛名的国际学术大会，至今每年召开。成立大会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Buffalo）分校举行，当时我是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代表学校对大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大家看了视频很感动，感叹学科的飞速发展。
当年我们是在华盛顿参加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大会后，转赴布法罗参加这个成立大会的。在华盛顿大会上，国际上第一次推出了数字摄影测量工作站。整整30年过去了，武汉大学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不断发展，从VirtuoZo到DPGrid到云控制，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学科的交叉、融合，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和国防需要。
有感于学科发展的这一历程，我想讲三句话：生逢其时、天生我才、后继有人。
一、生逢其时
1976年，我和我的同学，也是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一位老师宣家斌，一起到瑞士的测量仪器WILD厂学习半年。
70年代中期，我国地形图测绘正处在从1:5万到1:1万的转型期，测绘仪器相应也要改变。以前我们都是用多倍仪来绘制1:5万的地形图，这个时候国家从瑞士进口了二百来套当时最先进的B8S仪器，需要派人出去学习怎么使用、维修。本来应该从生产单位派人，考虑到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老师不需要带翻译，国家测绘局决定由学校派两个人去瑞士学习。我从留校就喜欢搞仪器，航测系有个仪器研究室，我对摄影测量仪器很有兴趣，现在有机会到瑞士仪器厂学习，正中我的“下怀”，当然很高兴。
我们出发到北京是1976年9月9号下午，在北京上飞机时就我们两个中国人，其余全是老外。我们乘坐瑞士航空公司道格拉斯公司的DC-10，由北京、上海、孟买、雅典，经19小时航程到苏黎世，再驱车到瑞士首都伯尔尼，最终来到目的地WILDHeerbrugg。
这张照片记录了我和宣家斌与瑞士的技术人员在仪器车间里，学习当时最先进的仪器。我一生中有三个难忘的半年，其中一个是在瑞士WILD厂学习的半年，另一个是到连队当兵的半年，还有一个是在农村的半年。当时我国与瑞士的差距的确非常大，我们第一次进超市，第一次见高速路，第一次用投币电话……就像《红楼梦》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是新鲜的。别人看我们也“新鲜”。例如我们凌晨在苏黎世下机后，大使馆商务一秘、二秘由伯尔尼到苏黎世机场接我们，事后他们说，远远一看，就像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两个人统一着装：中山装、雪花呢大衣，戴着帽子，一人挎一个带“北京”字样的人造革包。他们把我们接到伯尔尼，又送到仪器厂所在的瑞士东部小镇Heerburg，办完一切手续入住后，他们陪我到超市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以便每天晚上9点收听北京的早新闻。大使馆秘书跟我们一起回到住地后，我们想，用什么招待一下表示感谢呢？宣家斌是上海人，想来想去泡了两杯糖开水。他们没有喝，过后他们说，以后千万不要用糖水招待客人，你们多买点啤酒，你们自己今后也可以多喝啤酒。我们深深体会到“发达”和“不发达”的差距：糖水和啤酒，这就是差距。
下面看看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TOSHIBA计算器，只有加减乘除开方，三角函数都没有。别看这么个计算器，我当时却特别喜欢，而且觉得很新鲜，加减乘除，比我们手摇计算器查对数表方便多了。过了这么多年，我把这个计算器翻出来，装上电池还可以用，质量真是不错。我把这个计算器带回国以后，计算机系的杨全兴老师经常借去，说这就是新一代的计算机。小小计算器却也展现了时代的变化。
我很幸运，总能碰上好的时间节点。从瑞士回来没多久就遇上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全新时代；一件也是在1978年底，我的老师王之卓先生在学校第二届科技大会上提出“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的研究方案”，标志着摄影测量进入计算机时代，不再用过去的模拟方法而全部用计算机来计算。
这是王先生方案的手稿，看看其中的两页，第一页是全数字化研究方案，另外一页是参考文献，最新的是1976年的，第一篇是博士生论文，作者是德国的Kreiling。1988年我在日本京都ISPRS大会的展览会上遇到Kreiling，问及他全数字化搞得怎么样了，他回答“forgetit”，已然放弃。而王之卓先生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说向科学家学习，特别要向老一代科学家学习。看看当时的条件，他用的纸张比我做教学笔记的用纸还差，但他当时就是这样研究全数字化。
设计方案要论证，需要时间，需要经费。谁也没想到，国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项目很快通过论证、立项，然后实施了。我常跟我的老师王老先生开玩笑说，第一，这个方案只有你提得出来，高瞻远瞩，叫全数字化；第二，也只能是你提出来，如果是别人提出来，肯定一棍子打死。为什么呢？因为参加方案论证的都是王老先生的学生。但是，虽然大家肯定方案的大方向正确，在会下却说为时过早。为什么说为时过早？因为当时我国的胶片甚至还是传统的照相机胶片。
项目通过了论证，立项120万。大约1981年我们从英国进口了全套设别，首先要将胶片数字化，用扫描仪扫描，然后进计算机。这张照片是英国的NOVA3/12计算机和滚筒式扫描仪，我们在临时封闭改造的一个房间里，只有一个窗户，条件艰苦，项目也有很多难点。当时NOVA机只有64K内存，我专门到香港学习三个月，学会从FORTRAN4语言中加汇编语言，用“页式映射”，扩充内存至256K。而两张照片的数据量需要256M，完全没法处理，这是一个大矛盾。另外，当时的计算机没有显示器，搞图像处理只能摸黑。例如核线排列，现在学生的课间实习就能做，很简单，那时没有显示器，只能用打印机打出来，看看两条核线是否排得一致。这一项动作就花了我4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难度很大。还有其它难点，比如特征点的概念刚刚提出，我们还来不及学习；匹配要快要准等等。
到后来，我的博士生来做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张图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的第一个博士生，这是我的老师王先生来参观我们的研究。王先生看完后就说：“好玩吧，两张照片进去三维立体就出现了，好玩不好玩？”这在当时很新奇，记得自然科学基金委一位工作人员说，两张照片进去就转出三维立体，从没见过，很惊奇。这就是全数字化项目，得了自然科学二等奖。
我们的产品用64K内存做出来了，很不容易。科研是需要时间的、需要经费的事。科研能不能成功事先也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当时10年间内存从64K到64M，计算机发展是1000倍的速度，这1000倍给谁？给的就是有准备的人，科研就是必须提前做准备。
不只我们国家，全世界都是这样。德国的Kreiling博士“forgetit”，放弃了；瑞士的Kern也没成功。国际上1992年最早提出全数字化，其实瑞士Kern公司1988年就在日本京都大会上推出了DSP1全数字化产品，计划50万瑞士法郎一台，但是一台也没卖出去，当时条件不成熟，最后这个公司也被收购了。但是我们的产品最终走向了国际市场。
我们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多方面因素互相促进，也是很难有进展的。大家看这张照片，这是武汉市赵宝江市长，这是我们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校长宁津生院士，这时候还年轻，身材很苗条。这是1992年一次国际会议，对全数字化走向国际是一次关键会议。那次日本的村井俊治教授带了一个产业界代表团队来找产品，跟我说想用1万美元买一套我们的软件；澳大利亚的库比克教授也说5000美元买一套。后来村井俊治要担任国际摄影测量与遥感学会主席，这事就放下了。他在2002年写文章回顾10年前这次访问，题目是“中国IT产业登陆日本”，还提及此事。
我们从1992年开始和库比克合作，1994年和澳大利亚签订了一份长达23页的协议。一开始澳方把协议书传真给我，如果同意就签字。但是他们说合作之后知识产权两家共享，我不能接受。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他们邀请我去澳大利亚，谈判了两个星期，终于签订了销售合同。我坚持我们的知识产权，以及在大中华地区和日本等地的销售权。那年10月份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第一次正式发布了VirtuoZo工作站，由澳大利亚在全球（除指定国家和地区外）销售。这就是我们全数字化自动测图系统的发展过程。
二、天生我才
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天生我才”。天生我才必有用，要讲的不是我自己，而是我们团队的同事。
这张照片是80年代初我们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年龄最大的不到50岁。其中我想介绍两个人：一个是张剑清，他是1969年南开大学毕业，学数学，是我的主要帮手，数学基础很好，在影像匹配、影像相关的功率谱、摄影测量基础算法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个是当时的青年徐轩，他是搞硬件的，为我们仪器维护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我们实验室用世行贷款一百多万元从瑞士进口的正射投影仪OR1，影像不出来，瑞士专家来给我们检修过，但他们走后机器还是老毛病，时好时坏。徐轩发现可能是仪器设计的延时电路有问题，他加了一个电阻还是电容进去，将时间延时稍微延长一点，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他后来去了徕卡公司，专门维修保养测量仪器，大家叫他“千手观音”，因为他心灵手巧，任何尖端精密仪器到了他手里都会变得温顺服帖。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才”就是一种“悟性”和“灵感”，不是教科书上能学到的。
大学如果全是教授，全是博士，发展是有困难的，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人才。会写文章是人才，会动手干事也是人才。光靠一种人才是不行的，团队要有各种不同的人才，才能做成事。
三、后继有人
我要说的第三句话是“后继有人”。我已经85岁了，我们这一辈都老了，但是老了不要紧，后继有人就行。教师的职业就是传承，除了搞科研，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
这是我们团队2022年新年茶话会的照片，相比40年前，我们的确都老了。但是我们的团队更强了，人多了，队伍也大了。我们这个队伍里有在座的张永军，他已经是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的院长了。今年学院毕业仪式上他也来和我合影，说毕业20年了，来补上这一课。现在他也有了自己的团队。我们的团队越来越壮大，而且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张永军本科不是学摄影测量的，他的博士是我和刘经南院士合带的。团队有的老师办公司也成了大事，郑顺义教授就是一位有点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创办的中观公司多项核心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多款新产品全球首创，因此海克斯康花巨资收购。以前他从没在公司拿报酬，为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奉献。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的团队和40年前不一样了，有人去搞公司，有的当了院长，那还是那个团队吗？我觉得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气氛融洽、互相支持、成果共享。我们经常举办一些活动，联络感情，也互相了解最近在干什么，手上有什么资源、什么软件可以共享。比如人工智能领域的胡翔云教授，现在还经常帮我编软件。
那我们在摄影测量全数字化以后会去干什么呢？事实上，摄影测量分内业与外业两部分，上世纪2000年之前“全数字化”主要解决内业的问题，而进入21世纪后我们开始设法减少外业工作量，也就是解决航测外业像控与调绘的问题。像控本质就是摄影测量大数据问题，21世纪第一个10年我们研制出了VertioZo的第二代，数字摄影测量网格DPGrid，由单机处理到多机协同处理，生产效率提高10倍以上，并且出口到了美国。
我们最高兴的还是后继有人，有年轻人。例如段延松是1975年出生的，现在他口袋里揣着美国大公司ESRI的邀请信，可以随时去大使馆办工作签证。2010年在适普公司还没正式拿到工程师职称就调到了武大，因为我认为人才最重要，所以我把他调来武大，很高兴的是学校也非常支持。在与美国ESRI合作后，段延松实现了我们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跨接法匹配，ESRI称其又快又好。他现在成了全国有名的大面阵相机标定专家，还承担十三五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400万的课题几乎由他一人完成。
另外一个年轻人是1986年出生的陶鹏杰特聘副研究员，他是战略支援部队航天系统部1900万项目的总师，这也是我校第三个型号项目，解决了计算机分布系统I/O问题，项目评审获得优秀。另外，基于“云控制”为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研发了国产陆地观测卫星姿轨精化软件，显著提高了卫星定位精度，并为国防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学科的发展，创新是核心，团结是基础。2016年在测绘学科建立60周年时，校报请测绘学科的六位院士谈测绘学科的文化。李院士讲创新，宁院士讲团结，我讲传承，每个院士总结了两个字，很经典，也很好记。测绘学科的文化传承对武汉大学其它学科都有借鉴意义。另外，学科要交叉融合，如果光靠摄影测量发展自己，再大的本事都没用，必须靠其它学科支持，比如刚才讲到的计算机学科。我们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测绘学院王甫红教授对卫星影像定轨定姿给予了重大帮助，兆格公司陆涛高工帮我们解决了多源系统分布读写的关键问题。学科的交叉融合是我们武汉大学的强项。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谢谢大家！
（编辑：相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