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中
“易”有三义：简易，不易，变易。“大学”亦有三义：简易之“University”，此义甚简，勿庸赘言；不易之“大人之学”，即博雅之学，君子之学，养成德性或人格之学：此义古今不易，中西不易也；变易之“通天下之不通”，此义随语境而变异。就大学通识教育这一特定语境而言，就有种种层面或领域的“不通”：中学与大学，科研与教学，授者与受者，通识性知识、学术性知识与职业性知识……。于是需要“大学”，需要大学来打通这种种的“不通”。
“大学”出自《礼记》，“通天下之不通”出自《文史通义》。将二者放在一起，是想藉对“大学”这一元关键词的重新阐释，为当下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破解困境，转开新局。
古典之“通”：从“绝地天通”到“接天地通”
先有“不通”后有“通”，“不通”是“通”的逻辑前提。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不通”是《尚书·周书·吕刑》的“绝地天通”：“（尧）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安国传曰：“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祗不至于天，明不相干。”
“天神”与“地祗”，可视为最早的专业别囿或职业分工；而“明不想干”则是要求各专其门，各司其业，互不相扰，互不相通。无论“为政”还是“问学”皆无例外：诚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言，为政要“人官分职，绝不为通”，为学要“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学专其师”。
“绝地天通”的过程，实际上是《庄子·天下篇》所描述的“道术”裂变为“方术”的过程。“道术”乃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而“方术”则为一方之术、一孔之见，故道术裂变为方术实为可悲可叹之事。
圣者通也，君子不器。孔子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曾子承先师衣钵而标举“大学”，用“大学”这个文化关键词接通天地，将“绝地天通”变为“接地天通”。
据孔颖达疏和陆德明释文，郑玄《目录》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博学”、“通论”云云，道出《大学》“通”之特征。如果说汉唐经学大师对“大学”的诠释，强调的是“大学”博雅通识的一面；那么，宋代理学大师朱子作《大学章句》，强调的则是“大学”德性养成的一面。
朱熹说“大学”，明其“三义”，标其“三大”。三义者，经典义，学校义，方法义，所谓“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三大者，大纲，大道，大人。三纲领八条目，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大纲也；曾子、孟子之后，“大学”之义被遮蔽，权谋术数盛行，功名之学惑世，则君子不幸不得闻大道之要，故朱子讲“大学”是对大道的回归；“大学”无论是作为经典，还是作为学校或（教学）方法，目的只有一个：教人以德性，教人成君子，此其为“大人之学”也。
近代之“通”：“大学”与“university”
“大学”这个古老的文化关键词，到了近代转义了，再生了，获得了新的生命：她成了University的汉语译名。用“大学”翻译“University”，也是一次“通天下之不通”：一是接通了东方与西方，二是接通了古典与现代，三是接通了人文与科技。
梅贻琦《大学一解》：“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而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汉语之“大学”与西语之“University”，“可通”的是什么“精神”？
一是元典精神。元典是人类轴心期的伟大著作，是由伟大心灵于前学科时代所创造出的人类的基本精神或曰“元精神”，因而研习元典是作为“元教育”的大学通识教育之首选和必选，以元典教人育人是中西“大学”共通的传统。
二是博雅精神。郑樵《通志》讲“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西方推崇 liberty & art, 东方推崇君子儒和宁作我；西方读 great books, 东方读经史子集；西方习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天文），东方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三是会通精神。《庄子·天下篇》：“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成玄英疏“六通四辟”为“通六合以遨游，法四时而变化”，前者是“空间”后者是“时间”。中西“大学”均有“会通”之旨：会通、变通其义以臻通达、通透之义。
若置身当下语境而反观古代，则关于“大学”的种种诠释，无论是郑注之“博学”、“通论”，还是朱子章句之“大人之学”，均缺失了自然科学。我们用“大学”来移译“university”，在接通中西、古今的同时，也接通了人文与科技。故梁启超《京师大学堂章程》要讲“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要讲“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典”“众家”云去，自然是包括了科学技术或自然科学的。
当下之“通”：翻越三座大山
在中国，“大学”这个汉语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大学”这种教育机构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大学”仍然还在“通天下之不通”的路上。
通者，道也，达也，自此之彼之谓也。就当下大学通识教育而言，在“自此之彼”的路上，至少有三重障碍。
一是工具理性挤压价值理性。学生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好专业和好工作，教师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科研成果和学术地位，行政共同体的价值取向是学生就业和学校排名……而这些与通识教育的博雅、成人有相悖或不通之处。
二是“横通”取代“会通”。何为“横通”？章学诚《文史通义》以“贩书老贾”为例解释“横通”之人的特征：因职业关系常与博雅之士打交道，看似无所不知却是“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我们的通识教育，如果讲一些摄影技巧、美容方法或者健身秘诀之类，培养出来的也可能是“横通”之人。
三是“独白”高于“对话”。中国的大学课堂，向来是教师一站到底，学生一听到底。尤其是通识教育，面向全校，生多课少，供不应求，只能是独白多于对话。独白是“规训”，对话是探讨。“规训”和“学科”在英语里面是同一个单词：discipline。规训之下，何来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何来博雅和通识？
三重障碍恰如三座大山，躺在“自此之彼”的途中从而形成当下通识教育的种种“不通”。
于是，我们需要“大学”，需要借助对“大学”古典义的创造性再阐释，去翻越三座大山，自此之彼，“通天下之不通”。
大学通识教育，就其根本理念而言，“大学”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融通。价值理性求“善”，工具理性求“真”，融通二者，方可至“美”；就其培养目标而言，“大学”是通人与通才的融通。“横通”之人或有可取或可用之处，然因无通脱之大器，无通畅之心胸，而终失博雅之境界。故现代大学在“学科”层面规训学生的同时，更要在“博雅”层面陶冶学生；就教学方式而言，“大学”是独白与对话的融通。《论语》中的“子曰”是独白更是对话，是因材施教、温柔敦厚的对话。孔子的课堂是生动有趣的，是平等对话的，孔子与学生对话时，学生还可以弹琴。子路、冉有等或狂或狷的学生侍座时，就是在曾点的琴声中各言其志的。人类轴心其时代，孔子的通识课是世界一流的，孔子的杏坛也是世界一流的。我们今天创双“一流”，眼光既要向外、向西，也要向内、向中。
公元2世纪，郑康成将“大学”释为“博学”、“通论”；2000年后，哈佛大学爱德华·威尔逊教授撰写《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称“融通”关乎人类的历史，更关乎人类的未来。中国的通识教育，有“大学”的融通、会通和变通，必将“通天下之不通”。（作者为文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第三届中国通识教育联盟年会上的专题发言）
（编辑：陈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