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群体，既受到反动当局的政治迫害，又面临其他思潮的激烈竞争，但他们却以理论的自信，无所畏惧，努力探索，艰辛开拓，用自己的学术劳作和成果，昭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优势，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100年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除了在思想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外，在学术上有没有取得重要成就？如果有其成就，是哪些方面的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些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看来，新文化运动旨在“反传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大破坏，并无学术成就可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文化运动当然有其学术成就，而这些成就主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学人取得的。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则似乎成了一个难以阐明、无法定论的问题。甚至在一些人看来，他们只是革命家，专事破坏，而无建设，哪有什么学术建树？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的一些人，也相信了这种说法，以为这些先驱者对中国学术发展过错有余、贡献不足，因而总有一种在学术上不如人家的愧疚感，缺乏应有的理论和学术自信。
不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是一群英勇无畏的革命家，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最初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发动了以国民革命为旗帜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但同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批具有深厚学养的知识精英，他们既受过旧学的熏陶，又有着追求新知的热情，特别是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或是这一运动的领袖和中坚，或是在这一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对新思想新学理的追求与探索正是他们的文化性格。因此，在他们的革命生涯中，革命与学术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既是革命家，又是学问家，是集这两者于一身的优秀人物。“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李大钊这副赠予友人的对联，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写照。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又力图从学理上研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发掘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为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所掌握。他们的这些工作，不仅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而且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学术贡献，无疑是唯物史观的大规模传播和多维度阐释。在新文化运动中，各种外来思潮纷纷引入中国思想界，如胡适对实验主义的介绍，周作人对新村主义的宣传，黄凌霜等对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推广，梁启超等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鼓吹。这些思潮固然在一时间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却都无法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传播的唯物史观相比拟相抗衡。政治力量弱小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何以能在理论上占有优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照抄照搬马列的本本，而是立足中国的实际，对唯物史观展开多维度阐释，使唯物史观显示出学理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焕发出独特的思想活力和理论魅力。其中，李大钊主要结合历史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主要结合政治哲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主要结合人类学古史研究阐释唯物史观，杨明斋主要结合东西文化关系问题阐释唯物史观，都具有各自的特色与风格。中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学术著作，如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由此而问世。李达的专著《现代社会学》，则总结了这些不同维度的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一种更系统的理解和更全面的说明。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学术贡献，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引入和阐释。1923年，瞿秋白在国共两党联合主办的上海大学任教时，开始系统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并在讲义的基础上撰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出版。他指出，哲学的任务不只是思考社会历史，更在于探求宇宙根底，“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这样一来，哲学就会遭遇到“我”与“非我”、“认识”与“实质”、“灵魂”与“自然”等根本问题，产生出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不同说明；而只有“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对此作出正确的回答。这样一来，就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括宇宙观问题上，陈独秀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当时把哲学分成两类，一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二是“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认为前者属于社会科学，是科学的内容，后者则是胡想乱说，根本不是科学，因此只能赞成前者，反对后者。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晚辈和下级，却能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见解，可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学术探索中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平等的精神，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能够容纳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这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学术精神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中，不同思潮相激互动，引发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论争，如东西文化问题论战、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这些论战既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有学术探索的内容，因而从一个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学术发展。对于这些论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以积极的态度和鲜明的立场参与其中，敢于同其他思潮代表人物进行学理上的争论，从争论中显示自己的思想锋芒和理论优势，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往往由此产生。如发生在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时间不长，规模很小，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展开。论战过后，胡适并未写专文对他主张的自由主义加以学理上的细致论证，而李大钊却以很大精力撰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划时代长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了较系统的阐发，从而使中国人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了更为深厚的学理依据。因此，李大钊的这篇文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里程碑，而且也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学术贡献。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些学术著述中，展现了一种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用李大钊的话说，这种理想既包含了人类对个性解放的追求，又包含了人类对大同团结的向往。他指出：“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这种理想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中国人世代追求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群体价值的精神与西方近世文化的强调个性解放的精神结合起来，既承继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又吸纳了西方文化传统的优长，更对这两者作了适合于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为了这种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理想，这种为理想所作出的牺牲，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学术贡献中最独特最闪光的精华所在，也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学术成果中所不具有的内容。在衡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时，这些内容绝不应被忽视被遮蔽。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群体，既受到反动当局的政治迫害，又面临其他思潮的激烈竞争，但他们却以理论的自信，无所畏惧，努力探索，艰辛开拓，用自己的学术劳作和成果，昭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学理优势，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要学术贡献。正是这样，在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之际，拨开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这些先驱者业绩的遮蔽，昭显他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和学术贡献，从而增强今日后继者的理论自信，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发展，是我们需要下功夫去做的工作。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http://www.cssn.cn/zx/201504/t20150420_1592145.shtml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20日 本网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