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完成于2013年5月18日凌晨。这一天，是我生日，曾经的“小孩”年届50周岁，标志着武汉大学经济系1978级学员已全部年过半百了。当年，我们第一次踏入武大校园时正值风华正茂，如今时光过去35年，但我们依然将青春这个字眼写在心里。回忆往事，我对师长们的关爱充满感激之情，对珞珈山的宿舍、课室、图书馆、山水草木、碎石小道满怀依恋。
1978年10月6日晚，我乘坐的火车终于到达武昌站，接车的学长带我上了一部大卡车。车辆行驶在昏暗的武昌大街上，站在车厢里，我忐忑不安。这是第一次走出家门，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
不久，卡车进入校园，路灯下看不清四周景物。经过当时的公共汽车总站左转驶上一段斜坡，两旁树木茂密，抬头望去，树干挺拔高耸，迎面而来的风略有些凉意。后来才知道那树是梧桐树，那条连接樱花大道的斜坡我称之为梧桐大道。
卡车上了斜坡便停在樱花大道路口老宅舍的第一个拱门台阶前，登上约莫两层楼高的台阶，右拐进入一个门口，穿过回廊，便是经济系1978级学生的宿舍。
我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已有好几个人在闲聊，一见到我进来，有人说“来了个小孩”，大家便纷纷围过来摸我的脑袋，询问我来自何方。还有人接过我的行李，帮我铺床，整理物品。四年的校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经济系1978级65位学员中，我年纪最小，上大学那年刚满15周岁，年纪最大的余大哥时年31岁，我与他年纪相差整整一倍。年龄相差悬殊不仅仅是我们两人，而是1977级和1978级两届学员的一大特色，这也是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之前十多年停止高考，中学毕业（包括初中毕业）后进入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各行各业的人，都挤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造就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年龄差异十几、二十岁的一大批人成为同学，一起学习生活四年。
那是一批求知若渴的人群。文革十年，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条件好好读书。那时候没有电脑、电视，也很少读报，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和歌颂战天斗地的文章，几乎找不到其他书籍。终于有一天，这群人进入大学校园，就像行走在沙漠中饥渴难耐的旅人，忽然见到一泓清泉，便不顾一切扑向前去，贪婪地汲取知识的甘露。南一楼、新教室、理学院，都有我们专注听课的神情；图书馆、宿舍、树荫下、山坡上都曾留下我们认真看书的身影，操场上、树林间都曾飘荡着朗朗的读书声，我们不仅背课文、复习资料，也背英语单词；不仅读专业书籍，也看中外小说和伤痕文学。我们为知识而痴迷，也为小说中主人翁的悲欢离合而欢笑、感伤。上课时会争先恐后抢前排座位，听课时总是十分认真地记一大摞笔记，看书看杂志的读书摘要卡片记了一叠又一叠。那个年代的学生，读书专注，嗜书如宝，惜时如金，珍惜生命中的分分秒秒。那时的口号是，“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振兴中华而学习”，崇尚的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吃苦耐劳精神，崇拜的是象华罗庚、陈景润那样的科学家和中国女排。这一切在今天看来好像有点难以理解，但当时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地这么认为，也是这么做的。所以，课余时间除了锻炼，大部分都在自习看书。《致青春》中那些整天抽烟打牌的镜头，在我们那个年代十分罕见，不是我们不想玩，而是不敢玩，大部分人的青春被文革所耽误，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供挥霍。
那个年代的老师非常敬业。当年给我们任课的多位经济学教授，都毕业于哈佛、耶鲁等海外名校，被禁闭了十多年的才华，一朝解放便恨不得将本领悉数教给学生。吴纪先、谭崇台、周新民、刘涤源、汤在新、刘光杰……信口说出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翘楚，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
武大四年是我记忆中梦幻般的时光。当年的我，来自福建一个滨海乡村，一个懵懂的农村少年，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怀揣对未知世界、浩瀚知识的渴望，一步跨过县城、省城，到了外省的大城市武汉，眼中所看到的一切既新鲜又陌生，既好奇又惶恐不安，不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学习和生活，担心如何处事，害怕与人交往。好在很快地，一位敦厚老实、又有见识的同学，成了我四年大学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兄长和伙伴。每天，上课时我挽着他的胳膊去教室；吃饭时，我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拉着他的衣襟走向饭堂；冬天时，我跟着他去集体澡堂洗澡。四年中，他走到哪里，我便跟到哪里。我是他的小跟班，好像只有和他在一起，心理才感到踏实。他是我小心翼翼碰触外部陌生世界的拐杖。这个人，我叫他肖老头，其实当时他才24岁。17岁初中毕业从杭州到了北大荒，修了7年地球，通过努力考上武大。他不厌其烦地解析少年的我对世界的好奇与疑惑，宽容不谙世事的我在生活中时有的愚笨与固执，用生活磨砺的意志与智慧，开启我心智，认真学习课程。他是我人生的第一位心灵导师，我一直心怀感激。
四年里我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爱，甚至可以说是宠爱。给予我关爱的不仅仅是肖老头，几乎所有年长的同学都关心我及其他年幼的同学，整个年级就像一个大家庭，充满着爱与温暖。即使年纪相仿，稍大一两岁或两三岁的同学，彼此相处也非常友爱谦让。记得当年到东湖游泳场上游泳课，其他同学都下到深水区游泳，我虽来自海边却是个旱鸭子，老师只好将我一个人安排在浅水区，发了个救生圈，有时还派个同学看着我，以防发生意外。四年的春节假期，因害怕拥挤不堪的春运旅程，我只回过一次福建老家，其余三个春节都在武汉度过。每逢春节那几天，家在武汉的培增、永乐、庆汉、姜夏四位大哥便将我和另一个年轻的同学接到家中，每家待一天，住一晚，这些同学和他们的父母家人陪我们逛街。尽管武汉的冬天很寒冷，春节期间学校里人丁稀少，但内心一直洋溢着温暖。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自己如同掉进了蜜缸，幸福无比。真心感谢这些兄长在学习与成长过程中所给予的关心和帮助，使我们这些无知的少年一直生活在关爱与温暖的环境中。
因为年龄小，也闹出了一些笑话。入校不久第一次上汉口的外文书店，当年外语书店这类涉外的地方，需要证件、单位证明才能进去，大学生凭校徽、学生证。当天我们一伙人胸前别着武大校徽，到了外文书店就径自往里走。书店门前看门的唯独将我拦住，说“这个小孩不能进”。一帮同学指着我的校徽帮我证明，他不相信。好在我带了学生证，他看了好一阵，上下打量了我几遍，才将信将疑地放我进去。自此，“小孩”便成了大学期间同学老师对我的称呼，一直到现在，同学见面还能听到这样的称呼。
大学四年里，最开心的事情之一便是看露天电影。文革时期，除了八大样板戏，以及少数从朝鲜、越南、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引进的电影，国内早期的电影与欧美国家的电影几乎全部遭禁，能看的影片十分有限，一部样板戏看上十遍八遍是常事。进校后，便陆续有解禁的老电影及新引进的外国电影上映。据不完全统计，四年间我至少看了360多部电影，平均每周近两部，其中包括《流浪者》、《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摩登时代》等。那个年代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看电影是当时大学生活的快乐事情。电影预告一出来，我们便充满期待。放电影的地方在小操场，晚饭后，学生、教师及家属蜂拥而至，经常将小操场挤得爆满。想占得一个好位置至少要提前半小时以上，甚至要提早一个多小时。还记得当年经常和经济系1977级年纪最小的小邹同学，一人带四张小板凳去占位。几张小凳子在地上圈出一片空地，就算是我们的地盘，一直守到其他同学到来，这也算是小同学为兄长们能够做的事情之一。
大学四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整个过程象经历了一场美丽的梦境。那四年，我们生活在美丽的花园里：春天开满樱花，夏天梧桐遮荫，秋天桂香满园，冬天银装素裹、腊梅飘香。面对如斯美景，真的令人甘愿沉醉其间，长久不醒。武大让我感受到美，学会欣赏美的事物，尤其是秋桂的芳香，甜而不腻，沁人心扉，令我痴迷心醉。无论什么时候，一闻到桂花的芬芳，心情即刻转好。只是，影响我终生的不仅仅是美丽的花朵与秀丽的山水楼阁，还有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武大让我遇到一群心地淳朴善良、有理想抱负、有思想见识的兄长，他们教会了我正直、勤勉、善良、勇敢与坚强，塑造了我的生活信念：始终如一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能够帮助他人的人，努力将别人曾经惠及于我的帮助、关爱与感动，传递给我周边的人。从毕业到现在，不管多么困难，这一信念没有改变，一直激励我竭尽全力将工作做到最优秀，努力做出类拔萃的人。这也是武大赋予我们的精神财富。（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系校友，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级经济师）
（迎接校庆120周年系列征文•相约武大）
（编辑：田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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