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锋、潘洪钢
2021年7月29日上午11时，传来著名历史学家吴剑杰教授（1939年9月28日-2021年7月29日）仙逝的噩耗，心中戚戚。
吴剑杰先生参加学术会议，资料图
两个月前，还与吴先生餐叙，席间，吴先生基本不动箸，少了许多话语和气机。散席后，我（陈锋）在旁边的药店买了两盒气滞胃疼颗粒，说家父腹胀时，此药很管用，吴先生接过，轻轻的说了一句“可能不是”。
或许，当时先生已经有所意识吧。
自此，一些不好的感觉便郁结不散。此后某日，给先生打电话，问是否在家，希望小聚。吴先生说在老家闲住几天，一段时间可能都不在家。张建民教授、彭敦文教授、杨华教授打电话，亦是如此。后来才知道当时已经住院，不愿意打扰大家，才有了这个藉口。这个“藉口”，让学生辈泪奔。吴先生一贯不愿意“打扰”别人，人老了，更不愿“添麻烦”。
前天下午，我们与张建民教授、杨华教授、杨国安教授以及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领导一起去中南医院看望，吴先生已不能说话，但表情依然亲切慈祥。面对消瘦无助又频频向我们点头致意的吴先生，无限悲凉。
近些年，吴先生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时常有“换了肠”（换了口味）的话语出口，早前最喜欢吃的红烧肉或粉蒸肉、梅菜扣肉已经不沾。按老辈人的说法，“换了肠”并非好事，所以我们一般不接话，或说，“下次再点”。特别是在80岁庆生之前，吴先生在我们偶尔聚会的吴宅地下室挂出一幅手书“金婚感言”，更使我们心惊。
词曰：
牵手同行五十秋，容颜老，都白头，却难修。再启程，风雨骤，已是黄昏后。该松手时且松手，莫作强留，不说先后。
此词情真意切，亦蕴含悲意，冥冥中似有昭示。在洪钢车载我回家途中，几次唏嘘。
后来洪钢曾问吴先生此词依何词牌，吴先生答没有词牌，顺手写来。这一“顺手”，以及吴先生颇见功力的书法，正呈现出吴先生的才情。我有时想，古人填词，最初何曾有词牌，兴之所至、情之所至而已。有才情者，自然可以写出好词或好诗。
吴先生不但书法好、文章好，亦善画能曲，真真若古之才子。记得当年青涩时，业师彭雨新教授在看（审稿）吴先生与王承仁先生合著的《中国近代八十年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手稿时，就手点着书稿说过：“吴剑杰的字好，文字功底更好，你们今后要好好学习。”
我们不是吴先生的嫡传弟子，但相知跟随40余年，可谓“胜似良师益友”。学问或许不及，先生之才情风采常覩。早年，历史系凡有长者过世，挽联大多由彭雨新先生撰写，学界熟知的姚薇元先生“两考震天下”（《北朝胡姓考》《鸦片战争史实考》）即出自彭先生的挽联。彭先生过世后，挽联则大多由吴先生亲为，吴于廑先生追悼会时的“正用”挽联，即由吴先生撰就。
我（陈锋）本科毕业留校任教时，吴先生的业师姚薇元先生尚健在，并有幸同在一个教研室，既浸染老一辈学者的道德文章，也感受到姚、彭（雨新）等融洽的关系。或许由于老一辈的情谊和学脉的传承，吴先生视我们若亲亲的学生，学问与日常多有照拂。甚至将他珍藏的范文澜先生用过的砚台也慨然相赠。
范文澜先生曾用砚
关于此砚，我在拙撰《乙未诗稿·范文澜先生曾用砚》中已经有咏叹和题记。当初这方砚台，布满墨痕，一片乌黑，不但看不出砚上的刻铭，砚台与砚盒底亦胶着不可分离（当是范老不怎么洗砚的缘故），慢慢清洗半月有余，才有上图模样。吴先生之所以将此甚为贵重之砚转赠于我，可能是觉得我喜欢收藏砚台，此砚保存在我手，将来有一个归宿，更有意义。后来，为了存史，我请吴先生写了一段文字，如下图：
同时，吴先生把他写的《回忆在范老身边工作的日子》一文，一并交我。该文回忆了吴先生在武汉大学跟随姚薇元先生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社科院（当时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作为范文澜先生最初的五个助手之一，“协助范老做修改旧本《中国近代史》上册和编撰下册初稿的工作”。1969年7月29日，范老逝世。这方砚台以及另外一件景泰蓝书插正是范老留给吴先生的纪念之物。
范老逝世后，处于一个非常时期，“编写组的其他同志也都要投入揭发批判。这样，正常的业务工作又被迫停止，而且看不到复兴的希望”。于是，吴先生于1974年“回到已恢复招生的母校，做了教书匠”（引文均出自《回忆在范老身边工作的日子》）。从此，便与武汉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初回武大，先是在武汉大学学报编辑部，不久便从学报调回历史系，并于1989年晋升教授。1989年吴先生年“方”五十，那个年代，还是相当年轻的教授。在当时晋升教授难于上青天的年代，可以感悟吴先生学问之突出。
吴先生除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表一系列论文外，主要的著述为《辛亥革命在湖北》（1981）、《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1981）、《中国近代八十年史》（1985）、《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其演变》（1989）、《湖北谘议局文献资料汇编》（1991）、《新编纲鉴》（1993）、《孙中山及其思想》（2001）、《张之洞的升迁之路》（2005）、《张之洞年谱长编》（2009）、《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之洞卷》（2014）、《张之洞散论》（2017）等。
检视吴先生的论著，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历史人物研究。可以说，历史人物的研究，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在革命史、政治史等领域，都曾关注过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先生关注历史人物，多与他的研究专题相关联，并不是就人物而研究人物。早年研究的很多人物都是与辛亥革命与武昌首义有关。世人熟悉的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熊秉坤，是吴先生关注的首义人物之一。引人注目的孙中山研究，更是其突出的论著。而晚清重臣张之洞，是吴先生退休后特别关注的一个历史人物。吴先生在近年出版的《张之洞散论》一书后记中说：“我于2004年退休，退休之前，在教学工作之余，主要关心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有过若干论著。退休之后，养生休闲之外，开始关心张之洞的研究”。实际上，在退休之前，吴先生对晚清湖北新政和张之洞已经多有关注，退休后，注意力更加集中。赵德馨先生在《张之洞散论·序》中即有评述：“从《张之洞的升迁之路》和《张之洞散论》两书可以看出，除张之洞本人的文献资料外，剑杰教授还阅读了大量的与张之洞有关的其他文献，而后对张之洞的言行作叙说，就此而言，在研究张之洞的诸学人中，剑杰教授大概是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同时，吴先生注重与该人物相关的历史人物与事件，阅读整理了大量相关资料，使得自己对人物的认知更全面更深刻。如关注张之洞的生平事迹的同时，注意到历史上相关人物的关系，兼及张之洞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有趣的探讨。在考证张与李、左关系时，吴先生曾致电于我（潘洪钢），命我查核当时流行的一副对联的出处及其中一字的正误。
第二，近代思想史以及咨议局等方面的研究。吴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回母校武大后，在学报编辑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因编辑工作的实际需要，对学界在70年代中期以来的各种思潮、动态有比较清晰的掌握。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思想史方面的拓展与研究。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相关思想的研究，吴先生都有文章发表。关于近代思想的论著，主要体现在《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和《孙中山及其思想》等著作中。吴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应该历史地、辩证地进行考察,判断历史的功过,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时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是否提供了新的东西，同时，还要看他们是否有高出于同辈人的东西。
第三，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思考。一段时期以来，史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主线、研究范式问题有了一些争议，主要集中于对相当长时期以来，以三大革命高潮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的反思与否定，进而将整个中国近代史概括为近代化的过程。作为长期浸淫于近代史料，并对中国近代发展道路有着长期思考的老一辈学人，吴先生对此有深入思考并发表了若干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史学界影响甚大。他坚持反对那些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概括为近代史过去的研究范式的作法，同时，也不认同将“现代化”作为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对一些学者提出的戊戌变法“早产”，辛亥革命“超前”的提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第四，编辑整理了大量近代史资料，并对史料整理方法多所贡献。吴剑杰先生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整理、编辑了大量的史料集和历史人物思想资料、年谱等，这些成果当然是他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史料整理和研究方法，也颇有心得。针对一些粗制滥造的点校旧籍的出版物，吴先生直接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史料整理应当务求准确，准确为第一原则。一种经过精心整理好的史籍或史料书包含着编辑者搜集、辑佚、分类、考据、校勘、标点、注释等巨大劳动，其价值决不亚于某些并无多少创见的论著，可谓功在当代，惠及后人。但若草率从事，错误百出，其价值便要大打折扣，倘若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不仅无裨士林，甚且累及子孙，此风万万不可长。所以必须抱有严肃、科学的态度，慎之又慎。在获得充分、确凿的根据和理由之前，宁可存疑待考，不可率意揣断。
吴先生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主持整理的湖北咨议局、辛亥武昌首义等方面的资料，长期为学界所倚重，靠的就是对史料背景的熟悉和精心的审读纂辑。退休后所编辑整理的《张之洞年谱长编》，学界反应甚好，口碑极佳。尤其是吴先生作为主要整理者参加编撰的武汉版《张之洞全集》，用力甚勤，影响极大。作为汉版《张之洞全集》的副主编，吴先生付出了极大辛劳和时间，本书主编赵德馨先生认为：“在我们编纂的《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出版，共12册，1250万字）中，剑杰教授负责公牍、电牍、书札和家书等类文献的标点校注，这几类文字在全集中占十分之六（第五至十一册和第十二册中的前一部分），700多万字。……汉版《张之洞全集》中的文献，他点校、整理和看过的在95%以上，也就是1100万——1200万字”（《张之洞散论·序》）。
第五，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研究一直是吴先生的研究重点之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他发表的学术文章中，以辛亥革命为内容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例。其最早出版的学术著作和史料汇编如《辛亥革命在湖北》、《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其演变》、《湖北谘议局文献资料汇编》等，也大多与辛亥革命相关联。
吴剑杰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既是恩师，又师出名门。吴先生一直保持师门之博大与考证之精审的学风，其学术识见、学术成就，以及诸般才艺，远在人们的认知和所获得的声誉之上。在日常生活中，豁达乐观，与我等后辈始终关系融洽。吴先生向以驰骋网球场，寓学于乐，著称于校园。退休后更是著述娱乐两不误，而且种菜养鸡，偶与三五相得棋牌娱乐，谈天说地，兼及古今，其乐融融。其情其景不复再也！
敬撰挽联曰：
问中山 治香涛 淹贯近世 已有文论泽学林
习经纶 育桃李 熟稔四艺 怎堪巨擘倚偏门
文字写就，经济史大家赵德馨先生发来邮件：陈锋学兄：从微信中得知，剑杰学长仙逝，无限悲痛。请代向其家属转达我们的哀思，祈望节哀顺变。请代置花圈，告知费用，我用微信红包发给您。
并撰挽联：
剑杰学长千古
治学精深，探微首义进程，香涛生平，无出其右。
待人宽厚，结伴学海行舟，史坛议事，受益良多。
赵德馨 周秀鸾敬挽
附1 吴剑杰教授“戏作”并手书《遛鸡老头》（照片背景为吴先生国画）
附2 吴剑杰先生手书打牌娱乐“告白”
附3 吴剑杰先生诗作手书
（作者：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潘洪钢，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 于2021年7月29日深夜）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