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远到“天问一号”登陆红色火星，深至“奋斗者”号潜入万米海底，快似“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芯算”，炫如“人造太阳”首次放电……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成就的背后，凝结的是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人民日报数字传播推出《院士说》系列报道，对话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讲述科研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为广大青年传递勇气和信心。
“掌握关键科学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科学家的本能，也是中国科技事业的原始基因。”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徐红星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初见徐红星院士，他可掬的笑容、风趣的表达，以及谈到科研工作时坚定的目光给记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图为徐红星院士接受人民日报数字传播专访
徐红星院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等离激元光子学、分子光谱和纳米光学的研究，在单分子表面增强光谱和纳米全光网络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和系统性的工作。在实验上首次发现金属纳米结构间隙的巨大电磁场增强效应，是在纳米尺度上对微弱光信号进行放大和操控以及超灵敏传感的基础。发表论文240余篇，被引用18000余次（web of science），单篇引用超过1000次的2篇，单篇引用超过100次的46篇，h因子66。
“没有别人的作业可抄，只能自己摸索着找答案”
1969年，徐红星出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个医生家庭，学医的父亲曾希望徐红星能够延续自己的事业，但青年时期的他，却已经表现出对“物理”极大的兴趣。“我的母亲很支持我的选择，她认为我喜欢的东西应该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如愿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了物理。”
徐红星并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他于1988年考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并在1996年前往瑞典攻读硕博学位。留学海外的几年中，由于研究课题极具前瞻性，徐红星形容那是“没有别人的‘作业’可抄，只能自己摸索着找‘答案’”的时期。那时，为了测量一个数据整夜不睡是家常便饭，他解释那既是最原始的“好奇心”驱动，也是内心深处“家国情怀”的鞭策。
尽管留学海外多年，但在徐红星心中，回国效力的心却从未变过。徐红星回忆，“我们同一批留学海外的学子，大家都有相同的信念，要通过科技自强解决中国现阶段一些领域的核心技术问题，要让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许多行业的发展都经历了一个学习先进、发展现有，直至超越提升的过程。光学领域，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从跟跑、并跑，到努力超跑。徐红星说：“我很幸运，在我学习工作的30年间，正好是中国科技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国际交流卓有成效的时期。我看到了差距，就有奋起直追的压力和动力。”
既要解决“燃眉之急”也要消除“心腹之患”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国现阶段还存在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徐红星对此深有体会，“大家都知道芯片卡脖子，芯片里有一个关键元器件——滤波器，有无线通讯的地方就必须要有滤波器，此前国内只有组装技术，高端滤波器的研发制备还是依赖进口。”
没有滤波器，通讯信息产业就很难运转起来，重要性可见一斑。
“做科研就是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对国外技术封锁的生存困境，徐红星带领团队展开科技攻关，用三年钻研，换来中国滤波器事业的突破。
自此，中国拥有了第一颗国产高端滤波器。从零到一开拓，背后凝结着无数个艰难险阻的日夜。
回忆起刚拿到搭载国产滤波器的芯片时的心情，徐红星说，“那时心情是异常忐忑的，在实验室测量数据结果合格后，悬在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图为徐红星正在实验室进行数据测验
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既要着力解决“燃眉之急”，也要努力消除“心腹之患”。
在他看来，得益于光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技术发展，极大地带动了3D制造、建筑节能、精密加工、环境管理、生物医疗等产业的变革。但是在我国光学技术及器件的产业化道路上，仍存在两大痛点：一是航空发动机，其中的一些关键部件需要激光加工制造，需要研究光和物质的相互作用、光的精密控制；另一个是芯片领域的光刻机，光刻机的核心是光源。尽管滤波器国产化已实现重大突破，但在高端光刻机等其他关键领域和产业，核心产品和技术依然依赖进口，一旦受到管制断供，就会面临生存困境。
“‘燃眉之急’只是加速了我国实现科技自强的脚步，但对于从事科研的我们来说，打通关键领域技术的堵点、断点，努力实现技术体系自主可控，用自身所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早就是一种本能。”徐红星说，“自从事科研那天开始，‘自立’就印在我们的基因里。”
针对事关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心腹之患”，徐红星说，“下好‘先手棋’是关键，加快部署实施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重大科技任务，重视前沿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当前，我国航空事业发展也面临国外全方面的技术封锁。基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及国外设备和技术封锁的背景，面向航空发动机燃烧室的涡轮叶片、火焰筒气膜孔的高精度、高效率加工的需求，徐红星团队潜心研究，开展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高精度、高速度、低损伤的微小孔精密加工。
这一研发成果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生动写照。
近几年来，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徐红星始终放在心上。无论是在校园课堂中，亦或是行业论坛上，他多次表示，“想让产业走得更远，必须重视光学基础科学研究。”
例如纳米光学腔，它是精密测量技术的基础。徐院士提到，“基础科学研究关乎我国实现自立自强的根基，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需要长期不懈地深入开展。”
科技创新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在近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十大上，科技工作者聚焦我国科技发展长期存在的难点和需要继续下大气力加以解决的问题，“科技投入产出效益较低”是其中之一。
如何进一步调动各创新要素，激发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与市场衔接的能力，全面提高转化成效？如何让最前沿的科技成果真正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是科技工作者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在徐红星看来，科技创新既要“顶天”，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又要“立地”，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试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就目前而言，大学研究和企业生产需求往往存在“两张皮”的现象，企业研发力量不够，产业升级时短板尽显；高校重视基础科学研究，但不了解企业需求，解决生产问题时难免捉襟见肘。徐红星认为，“这是因为两者思维方式不一样，需要加入一个居于两者中间、能够进行产学研对接、具有极强粘合性的媒介。”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多年来，他奔走于高校、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致力于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
图为徐红星院士与孙成亮教授接受专访
多年苦心经营已然收获硕果。今年，武汉大学工业科学研究院孙成亮教授联合14名国际知名业内专家创立的武汉敏声新技术有限公司，其自主研发的核心产品射频滤波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解决了高端滤波器“卡脖子”难题。
小小的滤波器展示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也凝结着徐红星一辈的不懈追求。对于徐红星来说，让“中国芯片”生长在“中国土壤”中的梦想，已然实现大半。
采访的最后，徐红星兴奋地跟记者讲起他正在进行的技术研究——利用特殊结构的纳米材料制冷实现沙漠治理，“未来这个技术成熟后，可使大片沙漠变成绿洲，那对国家乃至世界的贡献都是不可估量的。”正如徐红星所说，他的愿景不仅仅是解决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他更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 本网编辑：陈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