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李建中教授在执教五十周年暨“关键词：话语体系与标识性概念”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谢辞。
四十多年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家乡，我居然无动于衷。原因很简单：自卑，胆怯。我只上过五年小学，家庭出身又不好，考大学？想都不敢想。后来是我的一位学生动员我高考，还帮我找到好多复习资料，师生同堂考试，同届录取。上大学前，我当过8年中小学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42年大学教师。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半个世纪的行走，道何可道。
一、孤岛
1971年，我作为下乡知青到湖区做民办教师，被派到一座孤岛上教“复式班”，十几个孩子，五个年级，四门课程，只有我这一位教师。音乐、体育还可以上大课，语文、数学只能分班教学。说是“分班”，其实是在同一间教室：教一年级识字时，四、五年级在写作文；教二年级四则运算时，三年级在解应用题……教学难度之大，工作负担之重，超出了我的想象。
最可怕的还是孤独和寂寞。小岛交通不便，不通电话也不通邮件，遇上恶劣气候，节假日也不能回家。那个年代，无书可读，无网可上，孤岛上无人可以交谈。寂寞，成为孤岛生活的主色调，连每天的落日和晨曦都是寂寞的。那年我才16岁，过剩的精力和时间如何消磨？体育锻炼。清晨跑步，傍晚游泳，晚上到湖里面摸鱼……多少年后，当我在南湖东岸，在桂子山上，在东湖之滨继续我的职业生涯时，我才慢慢悟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孤岛生活赐给我三大财富：坚持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忍受孤独寂寞的心理承受能力，从事跨学科教学和复合式管理的通识教育能力。
二、田野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大学，校园在远离市区的南湖东岸，不通公汽，毗邻农舍，入校须穿过一大片农田。这种原生态的、野性的美，不仅是空间的更是精神的。记得有一次下课后，几位男生邀我喝酒，不是去餐馆而是到湖边，从书包里掏出一瓶散装白酒，还有花生、蚕豆之类，边喝边聊，聊他们民族的风土人情，唱他们民族的歌，还手把手教我跳他们的民族舞。我常常感慨，这种事在21世纪的大学校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卷”，特别是这个田野校园里我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功利心，有的只是本真、质朴和生命力。学生不“卷”，教师也不“卷”，没有量化管理也不用发C刊，没有非升即走甚至也不用分科治学。1996年，民大中文系申请到文艺学硕士点，全系各教研室的老师都可以在这个点上招收并培养研究生。1996年董玲入门，论文选题是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翌年高文强和马洁入门，文强做东晋诗歌的玄学体貌，马洁做《文心雕龙》“赞曰”中的关键词。我们这个学术团队的研究路径“诗性—文体—关键词”，从南湖东岸的中南民大起步。
三、原乡
1999年，我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桂子山是我的“原乡”。
七、八十年代，我在桂子山念本科和研究生，接受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启蒙，可谓在一个对的时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来到一个对的地方（开明校长章开沅先生主政的华中师大），遇到一班对的人（既有思想又很学术的师长），桂子山是我的精神原乡。
文学院要我给全院研究生开一门“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导读”的通选课，从孔孟荀的“礼乐重轻”和老庄易的“道法自然”讲起，在人类轴心期找到中国文论的源头，后来带领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一起编《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化概论》，也是从滥觞处讲起。桂子山是我的文化原乡。
桂子山的师友，虽然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学术主张：一辈子研究一两个关键词，比如刚才致辞的马敏教授，他研究的是近代中国的“商会”和“博览会”。中国文论研究应该以“关键词”为对象和方法，这一枚学术的种子是在桂子山种下的，桂子山是我的学术原乡。“关键词”的种子如今正在开花结果，满树的桂香，悄无声息地洒落在我的书房和教室，我的白底黑字的书页和春夏秋冬的梦境。
四、辟雍
2002年，新世纪已然开启，我北上珞珈，入职武大。与之前的三个校园相比，武汉大学是坐拥山水：东湖水簇拥着珞珈山，这种校园格局在西周时代叫“辟雍”，是“大学”的别称，辟为璧玉，雍为簇拥。珞珈这块巨大的玉为东湖水所簇拥。辟雍之地，享用“孤岛”赐与的财富，抒放“田野”养成的旷达，并在兼美科研教学的层面重返“原乡”。而对于师徒关系而言，“辟雍”又有新的价值：师徒六同。
同读同创。
我们有一个师门读书会，每月一次，疫情期间也未中断，但核心人物不是我，而是袁劲、纯友和煌琨。三个人都有外号，袁劲外号“袁总”，每次读书会都由他总结，他的总结既能兼收并蓄的提炼出每位发言者的精华，还能恰到好处的融进自己读书、教书和写书的心得。纯友外号“人体图书馆”和“及时雨宋江”。读书会由纯友选书并选定版本，纯友的文献功夫了得，任何经典他都能找到PDF版。纯友已经是博四了，毕业论文压力山大，但师弟师妹们若有问题找他，他一定有求必应。煌琨外号“会计”，负责管理我们团队的科研经费，严谨、细密，有如他论文的风格。
我在辟雍之地招收的首批博士生是吴中胜和褚燕，两位论文的选题都是中国文论诗性特征。中胜毕业后接着做批评文体，做文论关键词，始终不离不弃——不是对我，而是对刘勰。吴中胜的创新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创新：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心理学方法、诗性文化方法、文体学方法、关键词方法、兼性方法，创生青春版《文心雕龙》和青春版古代文论。
同教同学。
执教50年，无论是给本科生讲古文论，还是给研究生讲刘勰、给博士生讲庄子，总是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请学生上讲台翻转课堂，学生讲完后我都要作点评：从总体设计到PPT制作，从话题切入到问题推进，从现场互动到话语风格……对于我来讲，最快乐的是在《人文社科经典导引》课堂上师生同教，欣赏到弟子们在小班研讨课堂上的授课风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执教50年，该有多少学生与我同行，该有多少弟子能为吾师，我这里讲一讲“贵州班”。贵州班是武大文艺学专业的学术学位研究生班，在贵州省文化、教育、宣传、出版系统定向招生，连续招了五届，培养研究生近百人，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勤勉精进，成就斐然。我从贵州班同学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一是对贵州文化的热爱，二是对学术的虔敬，三是由于尊敬学术而尊敬老师。我是贵州班的导师，也是贵州班的同学，我们在辟雍之地共同学习做人、做事、做学问。
同忧同乐。
当老师的，只有忧弟子之所忧，才能乐弟子之所乐。十多年前，喻守国读博期间患病，守国与病魔抗争的三年，也是我与焦虑搏斗的三年。守国一步一步，终于走到论文答辩的这一天。答辩通过，师徒相拥，那种痛苦之后的快乐是不可言喻的。
我在为吴中胜的一本专著所做的序言中讲到“师者三乐”。教师和所有的人一样，免不了衰老、孤独和烦忧。但是，教师总是生活在青春的校园，有青春的学生作伴，他老而不衰；虽然自己的孩子远走高飞，但是身边总是有学生，他独而不孤；即使有再多再大的烦恼，只要一走进教室，一看到同学们渴望知识的目光，所有的烦恼瞬间云散烟消。
苏轼《上梅直讲书》说：“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苏轼这话是对他老师讲的，我拿苏轼的话对我学生讲。在执教50周年纪念会上，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我所有的学生，感谢学生带给我的所有快乐！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