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中
有学生问我：“哪一本书可以读一辈子？”
我毫不犹豫地说：“《文心雕龙》。”
其实，我初识《文心雕龙》已经很晚了。因为“文革”，我23岁才上大学（比正常的入学年龄晚了5年）。念大一时，我对老师说：“我对文学理论很有兴趣，您给开一个书目吧，古今中外都要。”没想到老师只开了一本书：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在没有电扇的宿舍里挥汗读刘勰。第一遍读下来，虽说没有完全读懂，大意还是明白的。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文心雕龙》里面没有文学理论，没有我们当时正在学习的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典型形象和典型人物之类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有文采，有俪辞，有秀句、隐喻、排比和起兴。我开始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如《神思》《物色》《风骨》《知音》等等，并将刘勰说话的方式自觉地应用于各种文类的书写实践。逢年过节给亲朋好友寄明信片，不再写“节日愉快”，而是改为“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春游或秋游后写游记，忘不了来一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冬天躲在被子里给女同学写情书，先感叹“知音其难哉”，后约定“清风与明月同夜”或者“白日与春林共朝”……教写作的老师常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说是有“骈偶之美”。刘勰，是我大学时代的写作老师。
八十年代的大学，对“大学教师”的学历要求没有现在这么高（动不动就要博士或博士后），所以，我本科毕业就去大学教本科。不过，我一点儿也不胆怯，因为有《文心雕龙》。我在大学里开《文心雕龙》导读课，和我的学生一起读《文心雕龙》，一起背诵《文心雕龙》，还辅导学生用骈体文书写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小文章。学期结束时，我将学生的习作结集成书（说是“书”，实际上只是打印成册），命名为《青春版文心雕龙》。刘勰当年在上定林寺撰写《文心雕龙》时，是“齿在逾立”，三十刚出头，可谓青春的文心青春的龙；一千多年后，我在大学讲授《文心雕龙》也是“齿在逾立”，将刘勰的文心刘勰的龙融入当代大学生的青春之思与青春之诗。当我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文心雕龙》时，又有一个重要发现：整个二十世纪的“龙学”传播，都是在大学课堂上发生并进行的。二十世纪初，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聆听的学生之中就有范文澜。后来，范文澜先生在南开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再后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杨明照先生在四川大学，陆侃如先生在山东大学，詹瑛先生在河北大学……二十世纪大师级的龙学家，在大学讲坛上传授龙学，一代又一代，泰山遍雨，河润千里。
八十年代末，我有幸师从著名龙学家杨明照教授研习《文心雕龙》。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是我早就拜读过的龙学巨著，原本打算跟着杨先生学习《文心雕龙》的校勘、考证和注释，并在这个领域内找一个研究课题。杨先生却对我说：做学问要扬长避短，考证是你的短处而理论是你的长处，你做考证，做一辈子也超不过我。杨先生是实话实说：莫说“超过”，“接近”也是不可能的。当年刘勰舍“注经”而择“论文”，何尝不是扬长避短？我在杨先生指导下精读《文心雕龙》，精析刘勰的为文之用心。一部五万余言的《文心雕龙》，我最喜爱末尾的两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杨先生说刘勰在定林寺写《文心雕龙》是“焚膏继晷，不遗余力”，因为那是他的“彩云若锦”，那是他的全部寄托！“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什么是刘勰的“为文之用心”？在那个佛教大盛的时代，刘勰所忧虑的是本土传统的丢失，是时人的“竞今疏古，风昧气衰”，是文坛的“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要用先秦经典的情深义直风清体约，来疗救宋齐文风的讹滥和浅俗。刘勰不仅有忧患意识，更有使命感：结虑司契，垂帷制胜，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任何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都需要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都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和方略。刘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能够“百年影徂，千载心在”。一千多年后，我在成都锦江畔的斗室之内，在那张不足三尺的小课桌前，与刘勰对话，与刘勰谈心。亦师亦友，刘勰陪伴我青灯下的孤寂。
九十年代，中国文论界弥漫着一股“失语”的焦虑，说是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就不会说话。就中西文化的碰撞而言，我们这个时代与刘勰的“皇齐”有某些相似之处：外来文化（南朝是印度佛教，今天是欧美文化）呈强势或攻势，本土文化取弱势或守势。刘勰“家贫不婚娶”，需要到寺庙里面去解决温饱、读书、就业这些基本问题。年轻的刘勰在佛教文化之中浸泡、熏染了十多年，他不仅是精通佛学，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方式基本上是佛学的。然而，刘勰又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研究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按照今天的一些理论家的逻辑，刘勰是一定要失语的，刘勰离开了印度佛教的话语是一定不会说话的。然而，《文心雕龙》何曾失语？文学理论家刘勰何曾失语？从论文叙笔到割情析采，从释名彰义到敷理举统，刘勰的《文心雕龙》使用的都是纯粹的中国文论话语。但是，《文心雕龙》又的确有“佛”：不是佛学的经论或术语，而是佛学的系统思维和分析方法。这正如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人，说自己没有受西学的影响则近乎痴人说梦。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必然导致本土学人的“失语”，如果能够象刘勰那样处理外来佛教与本土传统的关系，华佛交通，中西融会，则文论的言说不仅是本土的更是普世的。20世纪的最后七年，我学习刘勰的“沿波讨源”、“振叶寻根”，在中国文论的滥觞之处楬橥其诗性智慧；21世纪的最初七年，我学习刘勰的“骈体论文”、“比兴释名”和“秀隐彰义”，研究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从刘勰那里，我不仅学到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且习得了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
二十一世纪，我来到武汉大学，开出的第一门课是“《文心雕龙》导读”，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是“百年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的第一件大事是包括“《文心雕龙》与博雅”在内的武汉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又称“博雅教育”，而刘勰是真正意义上的“博雅君子”，《文心雕龙》是真正意义上的“博雅经典”。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的“博雅”，概言之是“博通雅正”，细绎之又可表述为“一二三四”：一道兼通，两端兼和，三教兼宗，四部兼备。《文心雕龙》五十篇以“原道”开篇，刘勰体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从“原道”出发，这个“道”既是作为时空（宇宙）之源的“太极”，也是作为逻辑（理论）之元的“神理”。太极生两仪，狭义的“两仪”当然是天地或阴阳，而广义的“两仪”或可指称所有相生相济、相立相悖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刘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就是“擘肌分理，惟务折衷”，亦即“两端兼和”。就思想文化而言，刘勰是儒、道、释三教兼宗；就文本形态或话语方式而言，《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的兼性文本，经、史、子、集四部兼备。博雅教育是世界性的，无问东西；但博雅教育在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兼性智慧。而《文心雕龙》从理论体系到学术方法，从思维方式到文体特征，无一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兼性智慧。
2020，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刚刚开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一年多过去了，但疫情未已，风险犹存。遭遇如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要反思：是要兼和还是要冲突，是要宽容还是要偏执，是要天下大同还是要去全球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式的“庭间回骤”，而主张“弥纶群言，笼圈条贯”式的“万里逸步”。由此看来，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我所研究的“中国文论”，也不仅限于我所从事的“通识教育”，而是能为后疫情时代的文化重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由此看来，我与刘勰的相伴相随还要继续下去，不仅仅是“一辈子”。（选自图书馆“一期一书”阅读活动，作者系文学院教授、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编辑：相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