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伯华，广东南海人，在香港土生土长，获香港中文大学学士及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及博士，曾任多所中美高等学府访问教授。多年来任武汉大学与西东大学学术交流项目的美方负责人，与武大有30多年的交往，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武大人”。出版著作30本，研究范围涵盖外交、政治、商业、历史、语言、文化等领域，著作等身，并多次获奖，包括“亚美专业成就优异奖”，“学术著作优异奖”及“爱丽斯岛荣誉勋章奖”（曾获此奖者包括数位美国总统及诺贝尔奖得主），为华人在美国奋斗的典型代表。
全球化与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改革开放下的契机
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开启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并开始与国际接轨，向外面的世界奋起直追，而作为培养知识分子与现代化菁英的高等院校，便自然而然地肩负了这个新的任务和使命，也迈向学术的全球化，加强与外国高等院校的学术交流。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大学与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在八十年代初即建立了学术交流的计划，成为了最早期的一座中美学术文化交流的桥梁，笔者因缘际会，有幸成为这座交流桥梁的推手之一，为自己的祖国竭尽心力，以表寸心，亦满足了自己千丝万缕的“祖国情结”！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获中大与美国加州大学的交换计划选派赴美攻读硕士及博士学位，1978年学成后便应聘到美国东岸的西东大学任教，藉着在大学任教工作的方便来推动中西文化与学术的交流，而这个希望也成为了我一生工作的抱负与使命。因此之故，武大与我任教的西东大学的交流项目，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我实践及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
初访武大与30年的情缘
初访武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及难忘的回忆30年前，即在1983年的5月，我首次访问武汉大学。武大除了是中国的十大名校之一，也被公认为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落座在珞珈山及东湖旁边，武大在三月期间当樱花绽放时特别迷人，美景会吸引成千上万的访客，络绎不绝。
1983年的5月底，我从美国纽约往香港，经广州坐火车抵武昌（当时乘坐飞机并没有现在的方便），武大派员来火车站迎接，并热情接待，安排在校内的外国专家招待所（简称“外招”）居住。这时的武汉由于是较在内陆的关系因而比沿海的城市封闭及保守，“外招”是外籍教员的居所，武大的师生来访，都要登记，就是要复印研究的材料也得要校方的批准，这与今天的比较开放程度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从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早期的交流是举步维艰的，是在一步一步前进。
我的专业是外交与近代历史，而武汉是研究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重镇。武大历史系（现今改组为历史学院）研究近代史的专家人才济济，就是研究辛亥革命的专家便有肖致治教授（后成了我的挚友）及姚薇元教授（主力在研究鸦片战争，现已身故），其他前前后后的，还有胡德坤、徐友珍、张德明、胡才珍等诸教授，阵容十分可观。首次造访，我在历史系作了几个有关外交史的演讲，而肖致治教授更带领我参观了首义第一枪的红楼，又访问了参加首义的革命老人。在系内，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师生座谈会，此外，武大又邀请我在英文系作有关中英双语教育的讲座（我那时亦是西东大学双语教育课程的共同主任）。后更应邀往中南民族学院作有关少数民族课题的讲座。所以在访问武汉短短数周内，我作了大量的学术与文化交流的工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此后的30年，我平均一年或两年，便会往武大作学术讲学及交流，又新认识了不少武大的教授并建立了学术上的合作。例如在2001年我代表西东大学亚洲研究所（时我任该所主任）与武大文学院的龙泉明院长合办“当代中国流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社会及文化上的变化，这会议十分成功，取得圆满的成果。后来我又与文学院的副院长陈国恩教授作学术上的合作，也应邀指导或阅读武大不同学院的博士及硕士论文的工作。
这段30年与武大教授交流与合作的情缘，实在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点滴，例如一位商学院的教授国世平博士，与我颇为投缘，在我多次的造访中，他除了与我作学术上的交流外，还不时抽空陪伴我走访武汉的地方与人物，当时（80及90年代）的交通，并没有现在的方便，武昌至汉口的过长江大桥只有一座，更遑论有如今天的多座过江大桥及过江隧道了。当时，一种市面上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叫“麻木”，我们为贪图方便也会乘坐，“麻木”是用摩托车改装而成的交通工具，但不符合交通安全标准，且司机大都是在路上横冲直撞，只是为了节省一点时间，不遵守交通灯信号及路面情况。我当时有感而发，对国教授说这种交通工具实在应该要取缔了，否则武汉现代化的道路将会是十分的漫长。但这句话对国教授却似是有很大的启发，往后他与我谈了不少对中国现代化的看法，加深了我们之间的讨论与交流。数年后，他转往另一所大学任教，并兼任国家经济发展某局的重要委员，经常看见他上电视接受访问发表意见，而我们之间亦一直保持联络及继续进行交流。至于“麻木”在武汉至今亦已绝迹了，毕竟，武汉是在不停地发展和进步！
任学术交流项目的美方负责人
武大与西东大学的学术交流项目，在中方是由武大的“外事处”（现改名为“国际交流部”）负责，而美方则由西东大学内一位教授负责并监督及主持交流事宜。在20世纪90年代，我获我校的任命，成为这个项目的美方负责人。
根据这个学术交流项目的协议，中方每年选派一至二位武大的教授来西东大学进修，旁听课程以提升他们的教学及研究的能力，并跟随一位对口的美国导师学习及作研究工作，而美方则由西东大学每年派遣一至二位教授往武大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的讲学。武大的教授来美，西东大学负责接待及安排学习的计划外，还会支付每人每年一笔费用，而美方的教授则没有受薪，武大会负责西东大学来访的教授在国内的食宿及交通，这个交流项目30年来维持至今没有改变。
自我接任美方负责人的工作之后，便着手开展行政方面的工作，包括选择武大的来美教授（由武大提名、再由美方遴选）、协助他们申请美国签证、安排住宿、寻找研究课题对口的美方教授作为武大教授在美国学习时的学术导师等等，工作十分繁琐，特别是来访的教授有着种种在美国适应的问题（包括语言及生活习惯），我由于通晓中文，自是更方便地提供协助，而我也尽我的能力去施以援手，例如我成功地向我校方申请增加他们的生活费用（年薪），又成功地去保护这项交流计划得以继续开办下去。
此外，作为美方的负责人，我也要安排接待武大派来的访问代表团。例如在1999年武大校长侯杰昌教授亲自率领武大代表团来美，与西东大学续签交流合作的协议，我除了安排仪式及节目外，也替他们安排住宿及游览（例如往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参观）及安排他们与美国东岸的武大校友会见面等等，此后，武大的多个代表团亦来美国新泽西州访问，进行交流。
这30年来，武大派来西东大学进修的教授，人数亦着实不少，分别从不同的学院或系别选派，例如从英文系、历史系、公共管理系、哲学系、生命科学系等，不一而足，而其中又尤以英文系来的教授占最大的比例，他们出洋来美，在西东大学进行学习及研究，回国后继续在武大服务，现在他们甚至可以在他们系中组成一个西东大学校友会了，例如方兴、程文英、刘军平、熊伟、文育玲等教授，他们在西东大学学习时，我是尽了我的能力去照顾他们，又例如历史系的张德明教授在美国时，甚至来上我的课，他后来回国后至今一直与我联系，感谢我及西东大学对他的照顾，其他历史学院来西东的教授包括徐少华、胡才珍等。
我作为美方负责人，也在需要时要与美国政府协调，以便武大的教授能顺利取得来美国的签证。例如在2005年，有两位武大教授申请来美的签证被拒，我特别出面写了一封造辞强烈的信给在华的美国大使馆，抗议他们对签发签证打压，并进行了斡旋的工作。
当然，要做的工作还包括作为心理咨询师来辅导来美武大教授的生活与适应及情绪的问题，甚至是在他们生病时代找医生或送往医院，或甚至安排出游等等的工作。作为西东大学与武大交流项目的美方负责人，我的工作虽是义务性质，但我却是努力以赴，为武大来的教授服务，希望他们回国后更能为武大及祖国作更多及更大的贡献，这也就是我个人的心愿。
还有一事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武大在2003年庆祝110周年校庆时，我校派我代表西东大学前往致贺，并送上一纪念牌。我因教学的工作忙碌，只有三天的时间往来，在飞行旅途上已用了两天，在武大逗留的时间亦只有二十多个小时而已，行色匆匆，但却为武大有着百多年的历史而感到骄傲，除参加了隆重的纪念仪式外，也接受了访问，此情此景，犹如发生在昨天似的，历历在目。而今年，武大庆祝它的120周年校庆了，实在是令人十分振奋，而作为武大与西东大学交流项目的多年美方负责人，我也因为能够为这一座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贡献了一点力量而感到自豪！
而作为项目的美方负责人，我因经常得与武大“外事处”的彭元杰处长长时期的联络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武大与其他学校合并及扩展后，“外事处”改名为“国际交流部”，校方对外的工作也因此变得更为繁忙，工作人员也有更替，但工作态度仍是十分热情及卖力，从早期的王春阁到现在的桂凌等人，都一直是交流项目的好帮手，这也是中美学术及文化交流上一段感人的插曲。
获聘为武大客座教授
除了行政工作外，我对武大的投入与感情也是与时俱增的。自新世纪（21世纪）开始，我获武大聘任为客座教授，在不同的学院作讲学与学术辅导及顾问的工作。客座教授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荣誉而又是义务性质的工作，任期为三年一任，并可续聘，转眼间，我又已被续聘了多次。在2001年由校长侯杰昌第一次聘任，后在2004年及2008年由刘经南校长两次续聘，后在2011年再由李晓红校长再续聘至今。每次都有特别的聘任仪式在校内举行，通常由副校长主持典礼。
作为武大的客座教授，我与多个武大的学院作紧密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因为我的学术兴趣与专长是跨越数个不同的科系，也曾出版了30本专著），例如前述在2001年我与武大文学院合办了一个“当代中国流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第一次作学术研讨改革开放后的流行文化及其影响。此外，每次回国，我都会到武大作学术的演讲及与师生座谈。
作为武大的客座教授，我还帮忙指导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例如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刘早荣副教授的博士论文《美中结盟与美日结盟—以中国因素为视角》，我便做了一整年的学术指导，也批阅了一些硕士论文（例如毛莉娟同学的论文等等）。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一些学术成果发表的工作，例如在学术专著方面，在2006年武大出版社替我出版了一本专书《近代中国在世界的崛起：文化、外交与历史的新探索》，出版后甚获学术界的好评。而在学术论文出版方面，也出版了例如以下的论文：《华人的全球意识：中西文化整合的反思》，载于《人文论丛》2002卷，由武大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等等。此外，武大出版社亦邀请我与武大英文系教授合作编写一本跨文化研究的英文读本，供本科生及研究生的使用。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在武大人士的介绍与推荐下我与在武汉的湖北人民出版社签约出书，在2011年出版了《正义的天使张纯如》一书（张为美籍华人女作家，曾出版“南京大屠杀”英文书而名噪一时，后却不幸自杀身亡），该书以张的一生为中心，阐述南京大屠杀前前后后的历史经纬，侥幸获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颁发“2011年创作成果奖”（Creative Writing Award），而该书的出版，亦曾获武大的教授阅读书稿及提供宝贵的意见，发挥了中美学术上的合作与交流的精神。
后记
这30年的武大与美国西东大学学术交流活动的点点滴滴，回忆起来真是有如千丝万缕却是挂一漏万，在这里只能记录一个大要，作为纪念武大120周年的贺礼，也是我作为一个“武大人”的小小心愿。
而在这30年的中国，也是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面的世界大量接触，中西学术与文化的交流，更加强了中国与国际接轨，武大的对外学术交流工作也是如日进千里，让武大成为更加知名的国际高等学府，因此，武大与美国西东大学能够在改革开放后的最早期便能建立起国际交流的关系至今，实在是中美学术交流史上的一件美事，而我本人有幸能参与其事，亦不啻是人生的一件快事！
（编辑：骆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