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春雨，武汉大学的樱花又落了不少。这场樱花盛宴眼看已到尾声。
提起樱花，注定与日本脱不开关系。1938年，武汉沦陷后，珞珈山成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1939年，为了慰藉日军的思乡之情，从日本引种来樱花在武汉大学老斋舍前种植。此后，樱花更是成为中日外交中的一件礼物被赠与。
而鲜少有人知道，除了樱花，被称为中国最美校园的珞珈山曾作为战时首都和抗战中心的核心地存在着。至今，珞珈山上仍然保留着这些抗日战争的痕迹：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居住过的半山庐；周恩来和郭沫若曾居住过的十八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宋卿体育馆、老图书馆、礼堂；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场地奥场等。
1937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名义上宣布以重庆为陪都，而事实上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及多个重要部委都移驻武汉办公，美、英、法、苏等国使节也转赴武汉。193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武汉成为了中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和抗战大本营。
与此同时，为了传承保存中国优秀文化和人才，武汉大学决定迁校四川乐山,珞珈山顿时成为一所空校。1938年1月8日，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午后携段书怡参观武汉大学最近完成之理学院扩充部、工学部及体育馆。校中图书仪器已装迁宜昌，闻之黯然。”刚刚建成的校舍，美丽的环境，和身处武昌郊区可以躲避日军轰炸等诸多有利条件，使得珞珈山成为众多抗日活动的所在地。
1938年底，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校园珞珈山举行，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改组国民党党务和体制、召开国民参政会等重要决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在此期间，蒋介石也表现出积极的抗日姿态。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借武大校舍举办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珞珈山上一时英气勃勃，一派新气象。
本期长江地理，在樱花盛开之时，带你去看看珞珈山上，樱花之外的抗战遗迹。
入侵
日军
老斋舍前种满樱花十八栋被高级军官享用
除去十八栋，樱花大道一侧的老斋舍是珞珈山上最为人所知的建筑了，每到三四月份，老斋舍前的樱花次第开放，迎风飘落，凄美和绚烂相交错，伴着老斋舍的老建筑，这里往往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大多数人也都知道，这美丽的樱花最初是日军占领珞珈山时从日本引进，在欣赏樱花的自然美丽的同时，心里多少会有些五味杂陈吧。
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离武汉，26日，日军波田支队进入武昌，珞珈山成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在谢红星主编的《武汉大学校史新编》中记录，据当年武大护校负责人汤商皓回忆，早期进驻珞珈山的是两批日军野战部队，负责人均为大佐军衔。
日军入侵的8年时间，武大新竣工的工学院大楼成为日军野战医院，水工实验所成了马厩，东湖中学变成了辎重场，理学院大楼变成了日军司令部，体育馆成为日军娱乐场。图书馆背面原有茂密的松林，被日军肆意砍伐，用以建造防空洞，或烧炭取火。
老斋舍内住进了日军中级军官，一区18栋则被高级军官享用，除了外观内部装饰均被日军改造，许多楼板被改成了日式的榻榻米。徐正榜介绍，2006年武汉大学对一区18栋的房屋进行维修时，在墙体里发现了日军的衣物，仍然保存完好。
1938年，日军将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后，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于1939年从日本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今天的樱花大道两侧种植。日本天皇的二弟高松宫宣仁亲王曾于1939年2月22日来到珞珈山，在武大老斋舍中门留有照片，照片中依稀可以看到门洞背后的老图书馆，樱花树苗正是他所带来的。
1945年8月9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9月1日，武大成立复校委员会，指派赵师梅、萧洁等先回珞珈山接收校产。当时武大校舍仅外观完好，内部的门窗、水电等均已损坏殆尽，留校的余景华、李济生、查润三名护工已于1941年4月被日军杀害。
1946年3月10日，武汉大学开始了和八年前方向相反的回迁之路，首批物资起航，6月20日，首批人员启程。当年10月31日，在珞珈山举行了开学典礼。
抗战
文人
发表近200篇演讲分析抗战国情
徐正榜认为，早在1937年之前，武汉大学已经进行了许多抗战活动，“珞珈山抗战最激烈的时期其实是在七七事变之前”，从校长、老师到学生都积极宣传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武大校务委员会立即致电中央政府和国际联盟，呼吁各国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共同制裁日本；同时致电北京、中央、同济三大学，倡议联合各大学组建国际宣传的机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而其中最值得提及的就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在“总理纪念周”上的公开演讲。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象征符号渗入民国社会生活。1925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大学、党政军机构“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内容包括鞠躬行礼、默哀、宣读孙中山主义和革命历史等内容，此后一直持续。
“九一八”事变后，武汉大学决定从12月7日起利用“总理纪念周”集会时间开展国难演讲，王世杰为此专门作了题为《国难演讲的意义》的讲话。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各大机构和首脑都云集武汉，每星期的总理纪念周，也在珞珈山举行。武汉地方的党政军要员，都要匆匆从三镇赶来参加。
从此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武大的教授关于抗战救亡的演讲持续不断，从1932年到1937年共有近200篇，都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上发表。这些教授利用学科专业优势，从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战争等各个方面深入探讨抗战救国方略，如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日本发动侵略的原因，发表了《建设的意义》、《进步的意义》、《战时经济的特征》等演讲，物理学家查谦发表《国防与科学》，邬保良发表《战争毒气与个人防御》等，呼吁师生做好充分准备，挽救民族危亡。教授们还利用学科知识和学校设备，研发防毒面具，生产手榴弹。
此外，武汉大学充分发挥大学的责任，大量收容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保存中国文化的教育根基。1937年8月19日，王星拱签发了《站区内学校处置办法》，8月27日，教育部颁发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方法纲要》，鼓励高校设法接收借读学生，使其完成学业。据徐正榜介绍，单1937年，武大就接收了来自沦陷区的燕京大学等61所大学的借读生582人，占当时在校学生1371人的42.5%。
（本期顾问：武汉大学原档案馆馆长徐正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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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长江商报》2015年3月30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