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分工精密化和知识专业化的现代社会中，大学除了担负着传授专业知识这个重要功能之外，仍然应该像传统的大学那样承担起一个神圣的天职，那就是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大学，不仅要培养出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和计算机专家，更应该塑造出睿智的灵魂，培育出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崇高的道德情怀的健全人格。换言之，大学不仅要培养专业人才，更应该培育人。在任何时候，对于大学来说，陶冶性灵都是比造就专家更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大学的首要之义就是要发掘和弘扬人性中的那些神圣而潜在的基质，而不是批量生产模式化的专业人才，这正是大学不同于工厂的关键所在。
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初是在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扶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从产生之初开始，西方的大学（如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就一直努力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把追求真理和陶冶性灵当作最基本的目标，并且逐渐形成了与罗马教会和世俗王权分庭抗礼的三足鼎立之势。在漫长的历史时代里，无论是面对着罗马教会的淫威，还是专制君主的强权，大学都能够始终高昂起不屈的头颅，坚持追求真理和陶冶性灵的基本宗旨。到了市场经济席卷全球的当今时代，面临着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强劲潮流，西方的大学在传授专业知识——这一宗旨显然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的同时，仍然坚持铸造人文精神和培养批判意识的主旨。当今西方世界宗教领袖之一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姆斯博士在去年访问武汉大学时，曾经专门就大学的职责发表了学术演讲，这位在36岁时就受聘为牛津大学神学教授的大主教在演讲中指出：健全大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保证科学研究不是出于政治和商业的特殊利益，而是出于独立的学术关怀。他强调，追求“人文教育”是大学最重要的职责，而所谓的“人文教育”就是对那种“统领一切的普遍价值”的注重和培育。现代的西方大学无疑造就了大批杰出的专业人才，但是迄止今日，它仍然以塑造睿智灵魂和培育健全人格作为自己的基本宗旨。
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大学，但是自从实行科举制度以来，读书求知、道德修为和人生进取这三者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代儒家知识分子通过读圣贤书、考科举制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鹄的，从个人的正心诚意和格物致知出发，通过修身齐家，最终成就治国平天下的大同理想。在求知、修德、入仕这个“三位一体”的过程中，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虽然不具有西方大学的那种批判教会和王权的精神独立性，但是它同样也把培育智慧和陶冶德性作为基本职责。韩愈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传道”是为师者的首要之义。而这里所说的“道”决非一般的专业知识，而是指人生之大道，即内圣外王、成己成物之道。因此，所谓“传道”说到底同样也是一种追求“统领一切的普遍价值”的“人文教育”。
在当今中国，面对着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时代浪潮，大学也难免会受到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适应时代潮流的同时继续发扬大学的神圣天职，如何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仍然坚持陶冶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这是放在当今中国大学的管理者和为师者面前的共同使命。当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那种过分实用化的教育模式正在培养出一些有技术无文化、有知识无智慧的教育残次品时，这种人文教育的现实意义就显然更加重要和迫切了。
这样一种精神性的需求已经逐渐被我们的教育管理部门和大学校长们所意识到，因此，近年来在中国大学教育中，注重培育人文素质和道德情操的通识课程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大学课程体系的设置中，专业课程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通识课程却有了明显的增长趋势。与那些有着实用性特点的专业课程相比，这些以传统人文学科为主的通识课程往往都是一些“无用的”知识。它们的目的不在于造就一些学有专长的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和计算机专家，而在于培育一个有着健全的理性精神和道德情怀的人。正因为如此，这些通识课程对于一切专业的学生来说，都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重要性。这或许正是所谓的无用之大用，因为这种人文教育直接关涉到“人”这个终极目的，而目的本身是没有用的，它超越了一切实用性。
在当今时代，我们的大学生们在学习知识时，太多地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这固然是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但是如果完全丧失了“学以致知”的情趣和超功利的目的意识，学习本身就会成为一件痛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性灵的求知活动就完全蜕变为一种“为稻粱谋”的职业准备，人们也就再难以从求知活动中获得广阔的历史视野、深刻的哲学睿智和盎然的审美情趣。大学通识课程的广泛设置和不断深化，对于纠正这种过于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学习态度和人才培养模式，无疑将是大有裨益的。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http://news.sciencenet.cn/sbhtmlnews/2014/6/288170.shtm
（稿件来源：《中国科学报》2014年6月13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