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很短，对于人类长河来说，更只是一瞬。然而，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则意味着厚重。
昨天是武汉大学120周年校庆，在过去的120年里，一代代武大人，承载着对国家、民族甚至是人类的责任奋力前行。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武大人，不仅在各自的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甚至在某些关键节点，以自己的胆识智慧影响和推动着国家向前发展的步伐。
本文所列的四位武大人只是50万武大才俊中的杰出代表。
李四光：
一身实学找出石油和铀矿
没有石油，汽车不能发动，飞机不能上天；找不出铀矿，新中国的国防没有保障。
为了寻找这两样宝贝，李四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28年到1938年，作为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址人和建筑委员长，李四光在武大度过了十个年头。
在武大期间，李四光就预言中国东部新华夏系沉降带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对于中国的石油抱着悲观的看法。在经过实地地质调查后，美国的石油公司工程师和一些大学的专家学者都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家。中国“贫油论”于是流传开来。
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凭着一身真才实学，根据自己对中国地质的多年深入钻研，认为中国“贫油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李四光坚信，只要有适宜的地质条件便可以形成丰富石油，并大胆建议了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
正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发现了大庆油田。随后，胜利、大港和江汉等油田相继发现。这些油田的发现和开采，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当时石油资源匮乏的问题。李四光为我国甩掉“贫油”帽子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的国防，需要发展原子弹事业。李四光再次展示出了他的神奇本领：成功预测了我国南岭等地藏有铀矿。遵循他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人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
查全性：
一声疾呼改变千万人命运
36年前的一声疾呼，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打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篇章。
1977年，那是注定写进历史的一年。后来几十年内被媒体反复采访的查全性，当时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时年52岁。当年8月，查全性和全国许多科教界人士一道，应邀参加科学和教育工作会。
正是在那次，他当着邓小平的面，痛陈当时高校招生制度的种种弊端，倡议恢复高考。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并一直为人津津乐道：邓小平当场接受了建言，并宣布从当年开始实行高考。
那一年，27万多名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圆了大学梦。
此后，尽管关于高考的争论和探索一直不断，但高考仍然是迄今为止被老百姓最认可的较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查全性的大声疾呼，和邓小平的当场拍板，它让一代代国人明白，高考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同样改变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如今，36年过去了。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校共录取了4000多万名大学生，一批杰出人才脱颖而出。这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打下了扎实的人才基础。
尽管已是80多岁的老人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了，但查全性还是经常指导武大化学学院的工作，尤其是学科发展情况。
电影《高考1977》在2009年上映时，查老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在首映式的最后，所有人向查老深深鞠躬，表达感激之情。
刘道玉：
一个改革求解“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深深刺痛着国人的心。我们的大学到底怎么了？许许多多有良知和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也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要想破解“钱学森之问”，我们的大学必须进行改革，这已是上上下下的共识。
昨天的一则消息，让世人再度关注到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教育部核准了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大学的章程，并要求各大高校完成大学章程的制定，全面加快高校去行政化进程。去行政化，教授治校，是高教改革的核心和精髓。
而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武汉大学就进行了系列改革。那时，武汉大学的掌门人刘道玉就预见了“钱学森之问”：如果不改革，就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
当时，刘道玉便开始了大学去行政化的试验。那时的武汉大学，被人称为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圳”，一度创下多个“第一”。
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和贷学金制，这些如今看来并不新鲜的制度，在当时只有武汉大学敢于“第一个吃螃蟹”。
著名学者、武大校友易中天曾经在多个场合透露出对当时武大的自豪：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如今，“去行政化”正在再度推开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大门。
桂希恩：
用生命求证科学
“一个教授的5年，将惠及整个民族500年！”
这是CCTV“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词，这位“感动中国”的教授，是武大中南医院的桂希恩。
正是他，凭着一名医生的职业精神，和一名武大人身上的社会责任感，用生命求证科学，用生命唤醒良知。
1999年，桂希恩无意中得知一个消息：河南上蔡县的一个村落，有许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甚至有许多人接二连三地死去。
桂希恩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决定亲自实地看一看。正是他的“看一看”，发现了中国艾滋病的高危区，拉响了艾滋病在中国大地蔓延的警报。
彼时，人们谈“艾”色变，现在许多人可能无法体会桂希恩当年的处境：他到处被人驱赶，甚至面临被殴打和人身攻击的危险。然而，他仍数十次深入调查，终于以真实的数据揭开了艾滋病问题，并上书国务院领导，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他的推动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2001年5月，桂希恩的一个无意举动，让他成为媒体的焦点。
当年，他将5名河南艾滋病接到武汉治疗。考虑到其他病人的担心，医院将一栋闲置的旧房子安排给病人住。由于不理解，邻居们还是提出了强烈抗议。
为了让艾滋病患者享有同样的生命尊严，为了证明与艾滋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桂希恩毅然将他们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五天。这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之举。
用生命求证科学，一时轰动全国。从来不想上媒体的桂希恩，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讲述了艾滋病人的种种悲剧，呼吁人们宽容、关心他们。
他至诚的大德大爱感动了世人，也感动了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总理亲自登门探望，称他为“亲密的挚友”，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介绍他的感人事迹。
如果没有14年前，桂希恩对艾滋病高危区的发现，我们将处于何种险境？
记者屈建成 通讯员吴江龙
http://whwb.cjn.cn/html/2013-11/30/content_5257188.htm
（稿件来源：《武汉晚报》2013年11月30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