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智能手机，拍下这篇报道上的二维条码，就可以看到卓仁禧院士站在舞台上的风采：风度翩翩的卓院士，正与专业歌手同唱歌剧（《茶花女》之《祝酒歌》）。他音色雄浑，声线匀净，18岁前一直住在鼓浪屿，与钢琴家殷承宗为邻，年轻时曾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导。
11月21日上午，我如约来到武大化学楼卓仁禧院士的实验室，请院士讲述在鼓浪屿度过的如歌岁月。室内，温暖如春。窗外，层林尽染。
卓仁禧 著名高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教授、博导，1931年8月生于福建厦门。1953年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目前主攻科研方向为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1983年获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1991年、1999年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和三等奖。已发表论文650余篇。1986年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99年当选为国际生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会会士。
父训严格：考上大学不要担心学费，考不上不能在家里吃闲饭
从院士秘书提供的资料可看出，卓仁禧院士青少年时代是典型的“富二代”：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工商业资本家，仅在鼓浪屿的房子就有46座之多，加上厦门、漳州和上海的房产，多达90多幢……
但这个巨无霸般的房产信息是院士最近几年才从家乡的媒体上获知的。院士记忆中的家庭生活，“居则一处，食则定量”，父亲的工作当然是很忙的，“早晨上学，父亲已经上班；晚上睡觉，父亲还没有回家。”偶然在饭桌上与父亲相遇，父亲总是不苟言笑地告诫孩子们：考上大学不要担心学费。考不上不能在家里吃闲饭，要出去工作，要自立！
“自立，是父亲留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最大遗产！”忆及父亲，院士雕塑般的面孔柔和起来。院士兄弟姐妹共有11个，最大的哥哥和最小的弟弟相差近20岁，“除了最小的弟弟在1958年大办工厂的热潮中直接进了工厂外，其他10个兄弟姐妹，全部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事业，没有一个留在家里吃闲饭，也没有一个继承父亲的房产。当然，全国解放后，父亲仅保留了在鼓浪屿的一处住所，其它房产全部捐给了国家，旗下所有产业，则在公私合营时成了国有企业。”
母爱无疆：管理11个孩子，家庭就像一个学校
“现在养一个孩子都离不开保姆，您家11个孩子，家里是不是仆役如云？”我想当然地问。
“不，我们家只请了一个厨师，两个保姆。我母亲读过幼儿师范，和父亲结婚前做过一段幼儿园老师，她管理孩子很有方法，我们家就像一个学校一样。在母亲的调教下，我们兄弟姐妹成年前都学会了自己管自己。”
院士仔细介绍了当年生活的一些细节：听到铃声，孩子们纷纷从房间里、院子里，聚集到餐厅吃饭。脏衣服要放在一个大柳条筐里，如果到处乱扔，衣服就没有人洗啦。家里有3个大书架，妈妈买来的书，以及哥哥姐姐上大学后留在家里的书，看完后要放回原处……另外，女孩子们必须学琴，妈妈当启蒙老师。“殷承宗家有两架钢琴，我们家一架钢琴，一架风琴。我虽然是个男孩子，但7岁的时候也被妈妈捉到钢琴旁边坐了一段时间。但我坐不住啊，总惦记着到外面粘知了。”
少年如歌：“哪有时间读书，我很忙啊”
“怎么会坐不住呢？坐不住的孩子读书会很困难吧？”
“我哪有时间读书？我很忙啊！粘知了、打羽毛球、踢足球，夏天算着海水的涨潮时段去游泳……”院士的诙谐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看我忙着在采访本上记录，院士连忙停下来，说，“这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不能误导别的孩子。中小学我虽然没有时间在课外读书，但上课是非常专心的，老师讲一遍就记住了，基本上是过耳成诵、过目成诵。我们家的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好。我的两个孩子，小时候也爱运动，女儿高中毕业就进了湖北省的航海俱乐部，儿子刚上高中就参军进了部队的篮球队，但恢复高考后他们都先后考回了武大……”
“小孩子小时候都爱玩，有的玩到收不了缰。您呢？”
“从初三到高三上，我一直是班长，一直带着同学们玩。到了高三下，来打球的人越来越少，一问，原来是去准备考大学去了。我想起父亲的告诫，也收心进了课堂，连班长也不当了。”
“考大学对您曾是一件难事？”
“那当然。”院士很坦率，“我高中毕业是1949年6月。按照老师们的预估，我们班43人那一年大约只有8个人能上大学。”
“您不会连前8都进不了吧？”
院士调皮一笑，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只能说，我至少能考过一半人！”
“哈哈，后来怎么想到报考音乐学院呢？”
“我经常在姐姐妹妹的钢琴伴奏下唱歌啊。1947年国统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我也曾到厦门的集会地点唱歌，比我大1岁的五姐为我钢琴伴奏，反响不错呢。”
青春完胜：高三“造反”，带40多位同学到台湾旅游
“歌唱和化学，跨界也太大了吧？”
“我想报考音乐学院，父亲反对。改报英文系，大哥反对……最后才报考福州协和大学的农业科学系，进校一年后转到化学系。再半年，考取震旦大学的转校生。1952年院系调整，我便成了复旦大学的一员。”
“从农业科学转到化学，有故事吧？”
“有。简单一点说，是因为农业科学与化学息息相关。复杂一点讲，则是因为高三上学期，我还在做班长的时候，曾经带着同学‘造反’，集体到台湾旅游了约一个月，从北到南，我们参观了台湾的14个工厂，包括烧碱厂、制铝厂、樟脑厂、糖厂、制盐厂、炼钢厂……此行不仅锻炼了我的组织领导能力，也让我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台湾海峡气氛不紧张？对您后来没有影响？”
“当时是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国民党当局还不知道自己要败退，台湾完全没有战争气象。我们这群年轻人自以为是‘造反’，其实孙悟空再怎么翻跟斗，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们的一切行动尽在学校掌握之中。不仅班主任一路暗中护送，到台湾后还有一位久未谋面的黄老师统筹接待。解放后我才知道，这位黄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离休前是厦门市台办主任。我们也因此从来没有因为这次台湾之行受到任何政治冲击。我一直以为自己大学毕业后会进化工厂，没想到把我分配到了武汉大学，从此在珞珈山扎下了根。”
http://ctdsb.cnhubei.com/html/ctdsbfk/20121126/ctdsbfk1911110.html
（稿件来源：《楚天都市报》2012年11月26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