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年近七旬，已是功成名就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地测量与卫星导航专家，又曾执掌中国百年名校武汉大学之帅印，如今，他出马担任中外合办学校——昆山杜克大学（筹）首届校长。他说，当前大学管理行政化倾向太严重，制约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他要摒弃按照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学校，真正体现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
本期嘉宾：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 刘经南
四、11年野外勘测工作 36岁读研走上教育之路
凤凰网教育：很多网友对您的个人经历是比较感兴趣的，想问一下，您是从小就对天文大地测量这个专业很感兴趣？还是后来才慢慢培养起来的兴趣？当时高考的时候报的是这个专业吗？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我从小就有一个好奇的性格，小时候奶奶对着夜空教我认知牛郎织女星和讲牛郎织女的故事，使我对天空和星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看了孙悟空大闹天空的连环图后，更对天空更产生了遐想，随着知识和年龄的增长，开始喜欢上天文了。上初中后，五十年代中期，学了生物课后，我觉得生物的奥妙是最复杂的，挑战性最大的，像一个机器而且能够自我运转的只有生物，特别是动物，其中最奥妙的是大脑，所以我认为大脑是最具挑战的学问，想长大了要研究大脑思维的机理。60年代初，我看到DNA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双螺旋结构发现的过程富于故事性，深深启迪了我，我对生命科学更感兴趣了。
我从小有这么一个喜好，最挑战性的东西我就越来劲，就越想去解释那些奥妙，就选择了研究生命科学，研究神经科学，研究大脑这些东西。当时我也了解了研究大脑的学科基础，认为思维和传导的过程还是生物化学的反应过程。
所以，想研究神经思维过程，我对生物化学是最感兴趣的，生物化学过程，这是我的中学时代课外阅读比较多的方面，当时作为我的第一志愿。
凤凰网教育：更喜欢生物一些。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而且我把它聚焦到研究大脑思维的生化过程。
凤凰网教育：当时已经有了很具体的想法。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到现在我还认为思维与认知科学最具挑战的学科，还经常关注它的发展和研究趋势，最近我对思维过程本质是量子坍塌这一论点很感兴趣。
凤凰网教育：后来是怎么样转到这个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我另外一个喜好就是天文，因为天文非常奥妙，我爱对着天空遐想，喜欢看一些的有关天文的科普书，中学时还订了天文爱好者杂志，觉得天文很奥妙的，很有挑战性的，我也很喜欢。
高考时我的第二个方面志愿就报了天文测量方面，所以就录到了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但是一到了武汉测绘学院，发现天文大地测量跟我的想象还是差的很远，因为当时一开始学都是从最简单的测量学起，无非是量角度、量长度，量高度和高程的变化，都是少不了尺子。尺子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工具了，没有什么科学，也没什么技术，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挑战性，所以当时也有很重的专业情绪，不想学，甚至想退学。
因为武汉测绘学院跟武大在一起，我就跑到武大生物系去听了一些我感兴趣的生物课程。我父亲是教语文的，我对语文也是比较爱好，还去武大听一些文学评论的课程，对一些很有名的当时搞文学评论的教授，我特别崇拜。
当然，最后我的班主任老师，我的家庭都不让我退学，就继续学下去了，大概学到第二年，就觉得有些课程，比如说测量的数据处理，涉及的数学理论非常多，由于我喜欢看课外书，我知道当时那些数据处理的理论，也涉及到当代数学里面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尖端的一些领域，感觉挑战性的东西来了，就来了兴趣，想去解决这个学科里面很多未知的东西，所以我就逐渐对天文大地测量感兴趣了。
凤凰网教育：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有兴趣了。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后来毕业以后分到野外的测量队，从事了11年的野外工作，但是我的梦想还是想做些研究。1979年我36岁的时候，我们学校的老师知道我的性趣爱好，就给我写信，让我去报考研究生，后来我就报考了，重新回到学校。
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十几年，一到学校那就看到国外科学技术这十几年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测绘完全从原来的光学机械时代进入了信息和卫星时代，这是个大的飞跃，所以就更引起了我的兴趣。
那时，由于十一年的野外工作，我有严重的肠胃毛病，但是我还是坚持了三年的硕士阶段的学习，取得比较好的成绩，还做了一些挑战性的工作，当时也算是世界上比较前沿的卫星定位理论上一个争论了十几年的难题我把它解决了，这样，从事了的大地测量和导航这样一个专业，就成为了自己的后半生职业。
凤凰网教育：您大学毕业之后先到了湖南的煤田的一个勘测队，做一种勘测工作，然后做11年之后又开始考研？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是的。
凤凰网教育：但是您考研是1979年是吧？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
凤凰网教育：1979年的时候应该是36岁，那时候都已经是将近不惑之年了，会不会要付出更多的心血？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那时候我结婚了，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老婆开始不太理解，你要抛妻舍子，离开湖南跑到武汉去读书。但是她知道我是一个爱做学问的人，很快的转变了这个想法，支持我读研，那时最大的困难是我长期的肠胃病拖跨了我的身体。
野外工作流动辛苦，很多大学毕业的人到后来也不怎么读书做学问了，我在那个十一年，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对测绘要怎么样跟上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思考，一方面关心学科进展，一方面我在单位还总爱做一些探索创造性的工作，隔两三年就会有一个有点影响的小革新，没事的时候就做高等数学习题集的题目消遣，因此专业知识和基础都没丢。
那时候的硕士生是很难考的，上百人就考取那么几个人，像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专业工作经验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取了你就是优中选优才进入硕士研究生的，我考的是可以继续考读读博士的硕士，由于我身体不行，边读边养病，付出的代价比别人大一点，期间还得了严正的心肌炎，博士就没读了。
凤凰网教育：毕业后就一直在学校里面做教育工作了。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教书和做研究。
http://edu.ifeng.com/news/special/liujingnan/detail_2013_02/17/22199561_0.shtml
（稿件来源：凤凰网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