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年近七旬，已是功成名就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地测量与卫星导航专家，又曾执掌中国百年名校武汉大学之帅印，如今，他出马担任中外合办学校——昆山杜克大学（筹）首届校长。他说，当前大学管理行政化倾向太严重，制约了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他要摒弃按照行政化的方式来管理学校，真正体现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
本期嘉宾：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 刘经南
凤凰网教育：在2003年到2008年期间您是任武汉大学的校长。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
凤凰网教育：在任校长期间，您认为对武大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谈不上贡献，只是一份责任和工作。我们知道一个大学之大非大楼也，而是大师也。这是梅贻琦先生讲的话，也是我当校长时的想法。当时，武汉大学的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差的，教学资源也是非常紧的，所以一方面要解决建大楼的问题，来改善学校的教学环境，特别是学生居住的环境，但是我认为当时我们的财力以及估计在我任校长的几年中间不可能完全解决，只可能做一些有效的改善，所以我的定位不在这个方面。
有些人跟我说，那你要做些盖大楼这种标志性的事。但我不完全这样认为，我就跟他们说，我思考的不只是武汉大学的现在，我思考的重点是武汉大学十年以后，甚至是我卸任以后的十年的武汉大学，我现在的工作对武汉大学在我卸任后十年有没有影响，我说我把我的工作定位于为武大长远发展打一点点基础这个方面。
最重要的工作我认为是一流人才队伍的建设，学科方向的建设和能体现在某些制度建设中的文化建设，而最后一点是我更看重的。
所以那时候在人事制度的改革方面，我们还是做的比较早的，那时候北大在做，中山大学在做，报上宣传也很多。我们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就是突破在本单位本院系晋升教职位置的传统，实行教职岗位全部公开，在全球招聘。招聘过程也不再主要是由行政说了算，而是由教授委员会先说了算。过去教师职称晋升主要是行政决策过程，没能晋升的教师就只找行政，有的甚至哭天叫地的喊冤，矛盾十分尖锐，搞的我们一些院长也很难受。现在改成让教授委员会和校外同行专家先评估认可后才进入聘任阶段，你就是院长书记，没有经过这两关也晋升不了职称。公开、公正、公平之后，老师们服气了，一流的人才也容易引进了。由于制度制定经过教师干部多次共同讨论修改，共识度较高，改革还算平稳，波澜不惊。因此也没有怎么宣传，我就说了一句笑话，叫做“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用这样一个歌词来表达这个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
2003年开始筹备，2004年就完成了这个改革，所以2004年、2005年我们就从海内外招聘了一大批教授，校内也可以跨院系招聘，这个学院老师可以到另外一个学院去应聘，就是打乱了单纯本单位职位的晋升的旧格局，完全是岗位的聘用，我觉得这种制度改革对武大的人才队伍建设理念的进步有长远的好处。
在武大推进的第二个改革是一个财务制度的改革。学校过去财务资源的分配完全按照行政化体系的。学校把钱分到各个职能部门，职能部门再把这个钱分到各个院系，院系作为学校教学科研主体，在财务上几乎没有自主权，比方说，学院开个国际会议，院长教授都要去苦苦求国际交流部门批钱，使院长和学者们很没有尊严。我觉得这个体制不好，我做过学院里的院长，我一直认为这种三级的财务分配体制制约了院系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要改成校院（系）两级的财务分配体制，职能部门不应有这种财政资源分配权。学校直接通过两级预算把钱按学院完成各项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任务的需要分到院系，要让院系学会预算管控，你把你院系今年的收入和开销预算全部估算出来，包括教师的工资，教学项目，研究项目、社会服务、教材编写、国际会议等等，全部做个收支平衡预算上交学校，然后学校组成一个由院系领导、职能部门领导、专家参加的预算委员会，来审定这些预算。这个预算委员会有教师，有院长处长，有院系书记，当然也有以专家身份参加的校领导，但校长和学校书记不参加，预算委员会审定好以后，再报学校行政。
学校整体预算方案最后是由有学校党委常委参加的校长办公会审批，根据这个审批的方案分配校院两级经费，预算下去以后就是铁打的了，不能突破的了，做教学的事儿的钱就不能用来做科研，写教材的钱也不能挪作它用，开国际会议的钱也在预算中直接拨给院系，无须由国际交流部门审批了。
这种财务制度实际上是欧美发达国家高校管理的普遍形式。实行改革前，我们派了主管财务的副校长和财务部门领导及一些院系领导专题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著名大学的财务管理，提高了对现代大学财务管理模式的认识，随后，通过全校上上下下的多次研究讨论，形成全校多数干部教师共识后我们才下决心推进的。我觉得这个改革对武汉大学的经济状况改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比方说，原来学校的学生欠费每年可达六千万，实行两级预算后，收缴学生欠费的责任落到了院系，学校学生欠费一年后就下降到几乎为零了。更重要的是院系的责权、事权、人事权与财权统一了，管理重心真正落实到了办学实体，院系的管理能力得到了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不少院系经济状况大大改善。另一点也有长远意义的是对减弱职能部门的行政权力，从而推进职能部门实现从管理到为院系教学科研第一线服务的根本转变有好处。武汉大学一直到现在也还在实行这个政策，当然，也还有许多不足和新的问题需要不断去探索、优化、改进。
凤凰网教育：前几个月，武汉大学把2013年的11月29号定为120周年的校庆日，但是这种说法引起了就像刘道玉老校长，还有一些校友的质疑，他们认为2013年应该办武大的100周年校庆，而不是120周年。您认为武大是可以追溯到1913年，还是可以追溯到1893年张之洞所创办的自强学堂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首先我认为这种争议是可以理解的，本来我们就是个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我认为这两种观点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依据，有一种可能是对大学传承的标准要求的严一点，有一种就是认为只要有哪几个点上的传承就可以算为继承。
我也当了五年多武汉大学校长，所以要把武大的历史搞清楚，为此我也看了很多文献。如果说武汉大学只能搞100年不能搞120周年的话，我们中国一批大学，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武汉大学以自强学堂为源头，有些什么依据呢？自强学堂是中国最早的完全按西方大学模式开展分科教育的，中国过去的学堂是讲经说法，以四书五经为教材体系的。自强学堂最早开了四个分科，算学就是现在的数学，格致即现在的物理，商科就是现在的经济，还有一个就是方言，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办了几年以后，到1903年，由于师资经费等原因有几科办不下去了，1903年，这个年份我有点记不太准了，可查一下，改成了方言学堂，就只办外语了，因为当时人们觉得中国要像西方学习，非常需要外语人才，就改成方言学堂。
到1911年春天时清政府那时候已经不行了，革命的烽火四起，方言学堂因没有经费停了，1911年上半年停的，当时很多清政府办的学堂候都停了。然后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乱了一阵，请政府垮台了。1913年新的国民政府在原来的方言学堂这个地方恢复重建了武昌高师。武昌高师继承了原方言学堂的一些仪器设备，档案和图书资料，还有少数老师，都有史料可查，现在我们学校的档案室还有方言学堂学生的一些档案，甚至还有毕业证书还留在学校的。
所以说武昌高师继承了原自强学堂和方言学堂的校舍，部分设备，某些档案和图书资料。可以说大家共同承认的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高师与方言学堂虽因为改朝换代停办了两年，但确实有渊源的，有许多相承点的。我认为地点的继承，校舍的继承，设备、档案和图书资料的继承，少量师资的延续，特别是分科办学的理念和方式的继承加起来就是一脉相承。
凤凰网教育：应该说今年是120周年。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再说，这个也经过了国家教育部门的权威认证。1993年由当时国家教委指定的国内著名教育专家和武大邀请的国内教育和历史学家共同组成了武大历史论证专家组，在论证结论中也一致认可这一继承关系，只是有个别著名专家在建议中提出希望进一步发掘补充史料。在这次论证基础上，当时的国家教委也正式下文批准了武大筹办100周年校庆。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学术问题，是要经过史料论证才能确认的。并不像现在网上，或者某些媒体上所说的，好像故意给自己戴个漂亮的帽子，是为了一种虚华的追求。
凤凰网教育：2008年底的时候，您卸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2008年11月卸任的。
凤凰网教育：卸任之后的主要工作和生活是什么呢？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卸任以后又回归原来的，那就是又把全部精力投到自己感兴趣的科学研究上面去了，当然还少不了一些社会活动。
凤凰网教育：是科研工作是吗？
昆山杜克大学（筹）校长刘经南：对，这个时候就集中全部精力带领我们的团队继续投到科研这个方面，所以参加了国家重大专项和重点科学工程的策划和项目研发，例如北斗这个重大专项也就能花更多的精力投入进去了。
http://edu.ifeng.com/news/special/liujingnan/detail_2013_02/17/22201631_0.shtml
（稿件来源：凤凰网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