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网综合消息 日前，教育部追授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科研工作者向陶德麟同志学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陶德麟同志生前系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2020年5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89岁。
陶德麟同志忠诚于党，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将一生心血奉献给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贡献卓著；他身体力行，坚守一线立德树人，长期为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将深切的家国情怀贯穿教书育人始终，用丰厚学识和人格魅力影响学生，让学生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他严谨笃学，时刻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编著教材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他师德崇高，呕心沥血育人治校，从教60多年，始终以仁爱之心培育和成就学生，年逾古稀依然逐字逐句指导学生论文，时常工作到深夜，以高尚的师德风范深受师生爱戴。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教育报国精神，教育部决定追授陶德麟同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教育部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科研工作者以陶德麟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绝对忠诚、爱国奋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赤诚情怀，学习他立德树人、关爱学生的高尚师德，从本职岗位做起，刻苦钻研、奋发进取，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毕生追求融入到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中，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才智和力量。
附件：
爱智乐学师道真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同志先进事迹
2020年5月24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德麟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9岁。
陶德麟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他先后出版由他执笔并修订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等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论著曾获国家教委首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学术奖励，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图书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他于1984年由国家人事部授予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2009年入选湖北省“新中国成立60年功勋人物100人”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湖北三十人”，2010年入选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一、明道信道信仰真，一生探索，执着追寻真理之光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传道者，教师首先要做到自己明道、信道。新时代中国教师应明之“道”、应信之“道”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到的“立德树人”之大“德”。
陶德麟同志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未上小学，而是在家由父母和学者陈炳文、杨相霖先生授课。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参与者，后因保护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力主国共合作抗日而不见容于当局，愤而退出国民党，五十多岁就困厄病逝。
时局的动荡和父亲的境遇，激发了少年陶德麟对国家命运和人生道路的深深思索，他经常在周记中抨击时局、力图探寻民族发展进步之出路。中学期间，他已经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等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彼时的他，尽管在胡适讲演《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现场不赞同其政治观点，但苦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来说服自己。直到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才照亮了心中那条一直苦苦追寻探索、指引人生的道路。
1949年，陶德麟同志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除专业学习外，他选修了一些哲学类课程，自学了《资本论》第1卷。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哲学系教师，并兼任李达的科研助手达13年之久。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李达对陶德麟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饭碗，而是武器。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能像摆摊子的小贩，天气好就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所有科学中的首席科学。”李达的肺腑之言和言传身教使陶德麟同志深深感动和折服，也激励着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奋斗终身，虽九死其尤未悔。
1961年8月，李达接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指定由陶德麟执笔。在李达指导下，经过4年努力，他于1965年冬完成了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正当他继续编撰下卷《唯物史观》时，“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德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家人也遭遇牵连。这期间，他身心饱受摧残，还落下了失眠的老毛病。
然而，强大的信念支撑住了他。他坚信，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党中央不会放任宵小之辈猖狂横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不会就此黯淡。1974年，在风雨如晦的暗夜，他写下一首小诗，满怀期盼，静待黎明：“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文革”结束之后，陶德麟同志怀着满腔热诚，迅速投身于党的理论事业当中。1978年，他全身心地参与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充当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急先锋”。与此同时，他遵李达遗嘱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被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他主持编纂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并较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把李达思想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撰写了多项重要条目释文；他还主持编写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初，在患病住院之际，陶德麟同志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发表了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访谈文章，深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原则以及旨归等重大理论问题。他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社会的实际，所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的。”
武大哲学系毕业生、原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教授说，“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有此情怀。”
二、立德垂范品行正，一生坚守，以身示范师表之道
近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之师表的地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从1953年执教到2018年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岗位上退休，陶德麟同志在武汉大学工作达65年之久，历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和校长等行政职务。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管理工作过程中，他表现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师德。
他淡泊名利，公正无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知名专家，他曾经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和哲学学部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评审组副组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专家组召集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在所有这些评议或评审会上，陶德麟同志给多次共同参加会议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放桐留下了“公正无私、认真负责、顾全大局、诚恳待人”的强烈印象。他从未发现陶德麟“为了使他熟悉或受托之对象通过而说项，也未发现他阻扰对他可能不友好的对象通过。他总是能超越个人或单位的利害的界限，坚持评审的规则”。
他胸襟广博，雍容大度。“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领导岗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的人打击报复。相反，他对在政治运动中极力整他、打他的人，对平时找“借口”恶狠打击他的人，不仅以宽宏的心胸待之，而且在事后对整过他、打击过他的人，若有事求助于他，他并不介意以往，总是尽力予以相助和支持。他以德报怨的许多事例在武汉大学和国内学术界传为美谈。
他温良谦和，平易近人。即使对素不相识之人，若有求于他，他也乐于伸出援手。2002年，《田长霖传奇》的作者裴高才给从未谋面的陶德麟打电话，请求他为著作写序。没想到陶德麟满口应允，并且在一周后写就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序言，还寄去了田长霖访问武汉大学的两张珍贵照片。裴高才事后才知，陶德麟当时正在病中，是在病床上完成序言的。听闻陶德麟逝世消息后，裴高才专门在《湖北日报》撰文回忆此事，颂赞其风范。
他做事认真，细致负责。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陶德麟同志与党政领导班子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在教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和后勤管理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武汉大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了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他领导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大力整治校内环境，搬迁校外单位和社会居民，为武汉大学顺利通过教育部的“211部门预审”，成为第一批“211工程”建设高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武汉大学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他事必躬亲、亲历亲为、身先士卒的形象永久地留在了武大师生的心目中。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俊萍回忆道，2008年底，为了迎接国家对985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和验收，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收集基地专家的相关成果，注意到陶德麟同志每次都是亲自整理、提交各项材料，并且每次提交的材料都是最及时、最合乎规范的。这让她为其认真做事的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习惯所折服。
三、业精善学功底深，一生勤勉，砥砺耕耘治学之路
学高为师，教师既要做“人师”，也要做“经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老师“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陶德麟同志潜心治教，乐思善学，排除万难，潜心学术，坚持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学术选择，把党和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当作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在理论创新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文化大革命”前，陶德麟除协助李达撰写论著外，还在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撰文批评当时被视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条目释文的错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后来《简明哲学辞典》作者也接受批评并作了改正。此后10年中，他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30篇哲学论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陶德麟同志重返理论战线，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余，仍然挤出时间苦读苦学。在理论研究上，他从不吃“老本”，总是与时俱进充实新内容，而且还积极涉猎和关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的进展。他的同事挚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传棨至今仍记得他苦学英语的往事。1986年底，他们一同乘坐火车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陶德麟同志因乘火车睡不着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就是凭着这股刻苦劲头，他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英语水平，很快适应了国际学术交流。2001年，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不仅写好英文发言稿，而且在会上以清晰流利的口语作了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的称赞。大会发言时，他敏锐地发现了会场翻译人员的常识性错误，还出人意料地承担了全场的翻译工作，震惊了全场的中外学者。
陶德麟同志对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学习和掌握，也受到学界同行们的称赞。他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当代有所发展，不能不与当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的结晶，而且因为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传统概念、范畴有所突破，需要作出新的概括。为此，他特别关注量子力学等领域的新发展，并进行了具体阐述。他的这一见解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邢贲思等同志的肯定和认可。
凭着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陶德麟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断探索，成果迭出，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德麟同志在继续深化对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探索的同时，就“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的关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社会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及实现途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成就斐然。
进入21世纪，陶德麟同志虽年届古稀，但仍然文思敏捷，笔耕不辍，论著迭出，尤其是在继续推进李达所参与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问题方面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心血。
坚实的理论功底，宽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使得陶德麟同志在指导学生时游刃有余。他的博士生、汉江师范学院院长杨鲜兰教授回忆道，她在博士一年级时经常向陶老师汇报研究想法，不断更换博士论文选题，但是，每次陶老师听后，都会顺着她说的主题来分析研究思路，指引方向，“好像老师什么都知道，无所不能”。通过这样的指导，她逐步确定了研究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轮到她指导博士论文时，她才真正意识到陶老师这一做法的高明。
四、敬业爱生仁者心，一生杏坛，俯身哺育栋梁之才
从字面上看，教育无非是教书育人；从长远来看，教书育人离不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学生的仁爱。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说，“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陶德麟同志献身教育事业逾六十年，怀着一颗仁者之心，真正做到了敬业爱生。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家，陶德麟同志向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教育和研究。从教以来，他长期坚守在课堂教学的第一线，坚持为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27岁时，他就开始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和全校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还应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之聘，讲授《实践论》《矛盾论》，听众达数万人，受到热烈欢迎。很多听过课的学生都赞誉他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来阐述深奥的哲理，深受听众的喜爱。到了晚年，他还领衔申报了国家“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为武汉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搭建了新的更高的发展平台。
在教育实践中，他既精心授业解惑，又倾力传道育人，注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与学生共同探讨，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从不强加于人。在专题研讨过程中，他总是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对各种不同的、即使与他本人根本相左的持之有据的学术观点都持开放、包容和欢迎的态度。他的博士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在读博期间，曾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提出了与他很不相同的学术见解。当时有人跑去向他“告状”，说汪信砚发表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是陶德麟同志严肃地批评了那位“告状”者，反而对汪信砚进行了肯定和鼓励。
从教多年，陶德麟同志对学生宽严有度，听他的教诲如沐春风。对待学生的论文，他向来是一丝不苟，细致严谨。在年逾古稀之时，他仍然逐字逐句地修改学生的论文初稿，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
长期以来，每逢博士生入学面试、开题报告、综合考核或论文答辩，即使再忙，即使是近年来年事已高，陶德麟同志也都尽力参加，并且总是提前到达，往往比别的年轻教师到达还要早。只要有他参加，很多已毕业多年的学生也会瞅准机会前来旁听，因为大家都特别想听陶老师充满人生智慧的亲切谈话。
陶德麟反复跟同事说，对学生要多多鼓励，“他们写的文章有一丁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就要充分地加以肯定；有一丁点创新的地方，就要充分地给予鼓励。不要一味地批评。”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陶德麟的首届博士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如是感叹。
2018年11月，陶德麟同志从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不过，他退而不休，拖着老病之躯，经常在病榻上指导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医院打电话关心博士生崔继新的论文进展情况，安排后续的论文指导工作。
对本专业以外的学生，他一样爱才。1997年，湖南考生李若晖报考武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这位年轻人在古汉语方面发表了数篇突破陈说、引发关注的论文，但外语未考过线。得知此事，已卸任校长职务的陶德麟同志专门写信给学校负责人，力主破格录取：“若囿于陈规，失之交臂，是瞽于识才也……破常规，排万难，断然录取，精心培植，俾成大器，则武大幸甚，学术幸甚！”李若晖终于圆梦，后又考取北大博士，现已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稿件来源：教育部网站 编辑：陈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