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雪林
开栏语：古人有云：松声、涧声、山禽声、野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声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人的一生，会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事。但不论什么样的乐事，都只是一时之欢愉，并不会带来长久的滋味，更不用说受用终生了。然而，有一桩事情不光能使我们过后回味，还可以常伴常随，那就是读书。在风柔雨细的四月，我们推出专栏，聆听书声琅琅，倾听少年书事。
祖父恨自己少年失学，对子弟的教育特别尽心，他在兰溪县署的园子里特设家塾一座，使叔父诸兄就读，聘教师，非孝廉即拔贡，又不吝为子弟买书，《十三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及各种名家诗文集，只要塾师一推荐，便立刻设法买来，男孩书房里可说琳琅满架、书香四溢了。不过这些书，叔父诸兄固没资格读，老师也不过偶尔翻翻，只能算做一种装饰品而已。
那时清廷下了兴学令，要州县办新式学堂，祖父在兰溪办三所小学，那时不叫学校，叫做学堂，因是新制又叫做洋学堂。祖父听人说现在科举已废，年轻人专读中文书无甚用，应该读点洋书，他就与那小学里教英文的教习说，每晚来县署教叔父诸兄两个钟头的洋书，于是我们家塾里诗云子曰的声音外，又多了ABCD 的洋气洋声，倒也热闹。
我与大姐、三妹三个都是女孩子，女孩没有读书的权利是当时的天经地义。我们脑子里从未兴起争取这种权利的念头。倒是二叔读了一点新书，思想比较开通。他有一天对我祖母说：女孩们也应该读点书，认识几个字，将来好看看家信，记个家用帐，免做睁眼瞎子。祖母因信佛，想念心经、大悲咒，没人教，想孙女若认得字便可以教她，便答应了。在上房里清出了两小间土室当是女塾。前面一间算是我们的书房，后面一间设有床帐，供先生歇午并吸食鸦片之用。
先生在家乡是与我祖父同辈的人，算是远房族祖，因祖父在外面做了官，他是来投奔者之一，因此不敢与我们祖父母论辈分，称我祖父为“老爷”，祖母为“太太”。他名字是采五，我们也就喊他为采五先生。我入学时的年龄几何，今已不忆，好像在介于六七岁之间，启蒙已迟了一步。（家里男孩发蒙，是五岁到六岁） 我们开始读的是《三字经》，接着是《千字文》，接着是《女四书》。先生上书几行，教我们乱喊乱叫一阵，读熟了就背，背不出罚再念，以背出为度。我们写字，先描红，就是先生用朱笔写的红字，我们用墨笔描黑，后来先生墨笔写字，教我用一张纸覆在上面影映着写，写过几回，便不影映而照字样描写了。这是下午的功课，下午也上新书、背书。到五点钟的光景，先生要回家，便散学了。
先生上书从来不讲，我们也从来不知文义为何物，记得有一回，先生口授大姐《千家诗》上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首五言小诗，大姐吟诵着总是发笑，我问她笑甚么？ 她道：“猪头也跑进诗里来了，岂不可笑？”我也觉可笑，偶然翻到《千家诗》，发现李白的这首原来大姐把“举头”认为“猪头”了。“猪头”二字是俗话，她懂，“举头”二字是文言，她便不解，致有此误会。我比大姐稍知文理是拜一本洋学堂新式教科书之赐。那时洋学堂用一本基督教所编教科书，大都是讲伊索寓言和一些外国古代骑士故事，流入我们的男塾也流入我们的女塾，二叔叫采五先生每天为大姐讲一二节，先生在那边讲，我在距离丈许的小桌上练习写字便竖起耳朵听，散学后，我独留塾中，借塾中图书翻到那一课，便读下去，不久便稍懂文理。先生叫大姐复讲所听书，她复讲不出，我便代讲了，先生甚以为奇，说你仅读一年的书，讲书竟比你姐强，按照你的程度可以对对子了，便出了“黄花”二字，要对“绿叶”二字才可。要颜色对颜色，物类对物类，并须讲平仄，平对仄，仄对平，不可错误。大姐对颜色物类尚可对得不错，平仄则永远缠不清，我则一点即通，很少弄错。很快的便由二字对发展为三字对，先生说能对五字，便可做诗了，但尚未达此阶段，采五先生以老病辞职返里，我们便辍了学。
我们辍学两三年，祖母的“心经”和“大悲咒”尚未学得齐全。见一位来投奔祖父的表叔，在帐房做个挂名助理，闲着没事，便叫三妹和我跟他读书。此时姐姐已成为大女孩，不能出上房一步，只有我和三妹年龄尚幼，可以自由到外面去。我们每日抱着书到帐房里跟那位表叔读一个上午的书，下午写字功课全免。这位表叔的学问比采五先生更不如，教的别字更多，课本是我要求用《唐诗三百首》，并要求他讲解，他哪能胜任？ 记得我们读一首五绝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他不知道“螘”（yi三声）是蚁字的别体，竟读半边为“豈”字，最后一句，他说想喝一杯，谁知酒却没有了。我驳他道：本说“绿新醅酒”怎说酒没有了？我看这个“无”字不能作没有解，是询问的口气，是问朋友能同我喝一杯吗？ 又如《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他说杨贵妃的眼泪滴在阑干上，我又驳他道：那么，“瀚海阑干百丈冰”难道是百丈冰凝结在阑干上面吗？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有时诗本纸质太劣蠹蚀一字，他再三猜详，没法贯通下去，我却能想出一个适当的字给它贯通下去。他解释错误的地方，我却能替他解释出来。他知道教我不下，到祖母跟前告了我一状，说我是个刁钻古怪的鬼精灵，从来不知尊师重道，他不教我了。祖母叫我对他赔礼，好像还对他磕了头。他大骂我一场，并顿足发誓，决不再教，于是我们仅上课半年，又辍了学。
我的姐妹对读书却毫无兴趣。此时我母亲已挈带二哥和三弟赴山东我父亲处，大姐便代替她伺候祖母，闲时学点女红，三妹也做点简单针线之类。只有我好像天生与书有缘，读了“征东”、“扫北”之类，便从外面男塾找些比较高级的小说来读，如《三国》《水浒》之类，渐渐地读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清末林译风行，我又读到林畏庐译的《鬼山狼侠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东征记》等等，觉得域外风光，胜于我国那些旧小说，读得几乎入了迷。忽想自己来创作，便用林译的笔调来写日记。每日写几节，内容无非几只小猫的起居注及家里祖母、诸婶等生活琐屑，也有些描写景物的小品，文笔倒是清新流丽，活泼自然，虽写得并不如何好，也算是我最初的创作，其中包蕴我一段最娇嫩的青春无忧的岁月，值得纪念，其后因有一位远房亲戚的男士，来访我哥哥，偶然将这部日记翻开来看，被我自己自他手中一把抢过来--撕为两，倒教那个亲戚吓得脸红耳赤，几乎不能下台，我这种卤莽举动，并非有意羞辱他，只觉得自己作品太幼稚，不能见人，毁弃它不过表示自己羞愧如何之深罢了。
记得随祖父流寓上海时，我编了一部猫鼠两国开战故事，讲给三弟听。一面讲，一面画。用的是洋纸，傅染彩色。人物虽是猫鼠其首而身体则人，是抄袭《日俄战争帖》而稍加改作的。那些猫鼠战士都穿着新军制服，拿着新式枪械，在战场上双方骑步并进，冲锋陷阵，炮火连天，硝烟满地，场面甚为壮观。画了许多幅，订成一册，后来也被我自己撕破烧毁了，于今想起来倒甚为可惜。这些画不论工拙，总是童年纪念，为什么要毁去。我一辈子不知看重自己的为人，也一辈子不知看重自己的作品。不知是何原因？或者我的为人及作品本来没价值，我算有自知之明吧？
祖父替我父亲捐了一个道员，是候补性质，那时清廷财政困难，大开捐输之门，这种候补道多逾过江鲫，一辈子也莫想补授实缺的希望：父亲分发在山东候补，母亲携二哥三弟，跟了去，独我与大姐留在祖父县署里，民初前几年，祖父已由兰溪调到杭州的仁和、钱塘，父亲在山东五年，虽没有补上实缺，上宪对他垂青，差委倒是不断。后来那上宪他调，他看前途无望，便回到祖父膝前了。父母去山东时我八岁，回来时十二岁，父亲认为我资质聪明，便亲自教我和大姐的书。他从前也进过一回学，有秀才的功名，学问是比采五先生和那位表叔强得多，但也不算如何好。他教我念完《唐诗三百首》，接着便教《古诗源》，散文则由《古文观止》教到《古文辞类卷》。三妹说她对读书没兴趣，不愿和我们同受教，只好由她。
我从采五先生学做对子，已知平仄，现在也能诌一二首七绝之类，读了《古诗源》，再能做一二首五古，父亲惊为奇才，逢人就夸。更买了一部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叫我自己去读。知道我好画，又买了若千珂罗版的四王山水，叫我临摹。后来上海出版了吴友如画的全集，父亲也买了来，供我参考。我只翻看吴氏那些社会新闻画，当做报纸读，并未去摹写，实际上也没法摹写。
父亲自山东回来半年后又要远征云南。家人都以云南太僻远，劝他莫去。他却说正因云南僻远，官场竞争老少，他的这个道员，始终未补上缺，到云南或者可以。又听见李经义放了云贵总督，李是安徽人，或能念同乡之谊，拉他一把，所以毅然去了，这一次我母亲并夫偕行。我们读书之事当然停止了。（原载《浮生九四——苏雪林回忆录》，三民书局，1993年9月）
（学生编辑：吴霜 指导老师：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