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上飙
编者按：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他离开我们已经42年了。几十年岁月流逝，一提起他，无数中国人的心中依然会涌起难以抑制的崇敬和深情。1937年至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在武汉工作期间，曾在珞珈山“十八栋”居住，在此领导全国抗战宣传工作，为珞珈山上这所钟灵毓秀的学府平添新的传奇。武汉大学报社特约档案馆馆长涂上飙撰写专稿，回顾那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表达对伟人周恩来的缅怀和纪念。
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12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中央局。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邓颖超等从延安来到武汉，与先期到达的董必武、叶剑英等汇合，开展统战及抗战宣传工作。从此，周恩来在武汉居住的10个多月的时间里，与武汉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武汉大学进行三次演讲
以演讲的方式充分发动民众，是共产党人宣传抗战的手段之一。在珞珈山上，周恩来通过多次演讲，动员青年同志投身到抗日的革命洪流之中，或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以及毛泽东的抗战思想。
应武大师生的邀请，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学校樱园学生饭厅二楼（樱顶大学生俱乐部）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为题进行了演讲。在演讲中，他讲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要求青年人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重任。号召青年人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区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从事救亡运动。
▲1938年1月，《战时青年》杂志创刊号刊登周恩来在武汉大学发表的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
在武汉会战处于关键时期，为鼓舞斗志，1938年夏，周恩来在学校工学院（现行政大楼）前的大操场上进行了演讲。由于要讲的内容太多，连续讲了两个晚上。周恩来从晚七点开始，一直讲到夜里十一点。据他的随从廖其康回忆：当时天气很热，周恩来上穿白衬衫，头戴灰色鹅蛋形凉帽。讲台设在工学院门前的石砌平台上，桌上铺着白布。听众有即将毕业的学生、学校教师、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的成员以及中学教师等。这些人都站在操场上。周恩来讲了抗日形势和统战政策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谈到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讲中，学生们不时提问，如希望讲一讲延安的情况。周恩来高兴地说：延安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所在地，是共产党领导抗日的模范根据地。那里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他希望广大青年直接奔赴抗日前线，为抗日服务。在讲演中敌机来了，周恩来毫无惊慌之色。在躲避敌机轰炸的过程中，还坦然地为学生签名。一个学生带了本《俄语一月通》，周恩来就在书的扉页上签下“周恩来”三字。如今这本小册子，一直珍藏在学校档案馆，成为留给全校师生的珍贵纪念品。
▲1938年夏，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操场作抗战演讲，给学生签名
1938年秋，周恩来又在樱园学生饭厅二楼进行第三次演讲。随着日军的逼近，许多人员都撤离了。因此，规模比前一次略小，讲解的内容大体相同。但通过他的演讲，要求去抗日的学生越来越多。早在1937年，朱九思、刘西尧、李锐等一批学生在董必武等人的指引下就已经前往延安、湖北黄冈等地进行抗日活动。受周恩来演讲的鼓舞影响，又有郭佩珊、谢文耀等一批学生纷纷开往抗日前线，后来都成了抗日的骨干分子。
在珞珈山的系列抗战活动
在珞珈山，周恩来除了以演讲的方式充分发动民众、动员青年外，还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抗战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孔祥熙、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张群等国民党要人都暂留武汉。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在周恩来的强烈要求下，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有很多进步人士参与其中，如范寿康（武大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田汉、洪深、冯乃超等。
为方便工作，1938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向武汉大学要了三套房子，分给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居住。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住在珞珈山一区教工宿舍27号，郭沫若住在周恩来下面一排17号，黄琪翔住在301宿舍。为了工作方便，蒋介石、李宗仁、张群、陈诚等国民政府高官等都一同住在珞珈山上。
▲修缮后的周恩来故居
周恩来利用在珞珈山居住的有利时机，做了大量的革命宣传和统战工作。1938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就在珞珈山寓所，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周恩来一再感谢斯诺《西行漫记》在中外的影响，评价它使广大读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希望他继续真实地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会谈后他们还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珞珈山居所前与来访的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
在珞珈山，他以主抓的第三厅为依托，策划并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征募和慰劳工作。如1938年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周恩来领导第三厅发起了“七七献金”活动。献金那天，周恩来带领献金队早早地来到献金地点。在他的鼓舞感召下，献金台前握着布袋、钱包、储蓄罐的人们络绎不绝。大家献金的有纸币、银元、铜板、银元宝等，还有耳环、手镯、珠宝等金银首饰。周恩来把他本月在政治部当副部长的薪金全部捐出。毛泽东得知消息以后，打来电报捐出他的国民参政员月薪。“七七献金”活动持续了五天，献金人数五十多万，献金总额超过百万元。
周恩来、黄琪翔、郭沫若同住在珞珈山，常常一起讨论工作。在工作中，三位革命人士及其夫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琪翔的夫人曾回忆说：
“琪翔和恩来、沫若两同志不仅是同事，而且是芳邻，更便于彼此往来。颖超和恩来同志经常对抗战的形势和前途进行分析和讨论；琪翔亦力图与恩来同志密切合作，扩大团结抗战的影响。还经常和大革命时期的老友叶剑英、叶挺、郭沫若来往，对时局交换意见。这个时期，我和邓颖超、宋庆龄、李德全、史良几位大姐一起搞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组织了战时妇女救国委员会和儿童保育会，并把家属组织起来，搞一些支援前线和慰劳伤兵的活动；另外还开设了一个医务所，为军人和老百姓治病，每月的开支需要几千元，全靠社会募捐来维持。在这些活动中我得到邓颖超等几位大姐的引导和帮助。”
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多次为在珞珈山的“国民政府军官训练团”授课。会见过不少国民党要员。1938年7月，李宗仁来到武汉，周恩来设宴款待他，畅谈团结抗战问题。
1938年10月24日，武汉临近失陷。25日凌晨1点，日军已经迫近市郊。他安排《新华日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后，才最后撤离武汉，告别了珞珈山。
（资料图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