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
编者按：4月12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俞大光校友逝世，享年97岁。
1940年，俞大光通过自学考取武汉大学工学院（当时西迁在四川乐山），并申请到乙等贷金，一年后被分入电机系。由于学习勤奋，俞大光成为工学院同年级中四年总平均成绩最高的学生，享受到优先介绍工作的权利。1944年，因敬佩讲课出色的教师，他选择留校任教。1950年，俞大光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班向苏联专家学习教学经验，3年结业后留在哈工大任教，1962年调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俞大光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2003年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时，他深情致辞：“我们海内外全体校友，都忘不了曾在母校四年受到了谆谆教导和精心培育，在治学和做人方面受到良好学风、校风的环境熏陶。这四年使我们获得了成长发展的根基，奠定了为人处世的基本品德，这才能使我们数十年来得以为社会为祖国为世界的繁荣昌盛做出应有的贡献。”2008年他又专门撰写了关于乐山求学的回忆文章。新闻网特再次刊发该文，表达对俞大光院士的缅怀和追忆之情。
▲俞大光院士出席哈工大校友活动（图片来自哈工大校报）
我在乐山生活近六年，正值母校武汉大学西迁乐山时期。那里是我常常怀念的地方。现在虽已离别64年，有些情景尚能追忆。下面分段草写出来，以期在当时的老校友间交流。
（一）艰难赴学
1940年10月，跨入学府武汉大学之时我是一个穷学生。
1939年7月，我毕业于湖南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中专，当时称高工）电机科，时值抗日战火已经燃烧到湖南，家乡长沙已被国民党政府按焦土抗战政策用大火焚烧殆尽。
为生活所迫，我经在湖南烟溪第十一兵工厂（因战火由河南巩县南迁来的）任职的胞兄介绍，到该厂的动力厂当了一名办事员（称为缮写）。1940年春，该厂为避战火分批迁往四川铜罐驿（重庆上游40余公里的小镇），我随第二批于5月到那里。
因搬迁新厂条件缺乏，我到后半年多未开工。我继续学习之心未死，趁此时机复习功课，准备参加大学入学统考。当年暑期，我去就近的白沙应考，在考场住处遇见了湖南高工机械科同学敖明松，我俩都填报了武大工学院为第一志愿。在应试过程中听说进大学后可申请国家贷金，勉强能够维持生活，我这才下决心准备一闯。
后来我从友人的来信中得悉已被武大录取，欣喜地告知就近的同事们和领导，他们也都为我高兴，并支持我升学深造。由于一贯的俭朴生活，我已从一年的微薄工薪中有了些积累，堪作赴校路费和申请到贷金前生活费用，就决定去乐山上学。当我写送了辞呈后又意外获得了增发的3个月工薪，我心中又踏实了些。
由于大学发榜较晚，我10月12日才启程，选择了资费较廉的水路赴校。当乘轮船到达宜宾时，在船上新结识的一同去武大入学者已聚集了十来人。一打听，因水浅暂无轮船驶往乐山。我们共同在旅馆等了3天，均无结果。为免过迟报到影响入学，大伙儿合包了一个桨划木船，抢时间夜间启航。由于水浅滩多，在岷江逆流行驶船工们劳力消耗很大，难以连续行驶，以致百余公里路程竟走了8天。到校报到虽已过了限期，但学校还是通融给我们补办了报到手续，让我们都领了注册证。
这赴校入学的10多天，由于密切的共同生活，我和其中的一部份同学已经很熟，逐渐形成为终生挚友，如包克纲（电机系修业二年因病退学）、赵克宽（土木系1944毕业）、刘声材（机械系1944毕业），遗憾的是这几位都已先后逝去了！还有一位熊芳藻（土木系1944毕业）,现居成都市养老。由于一年级新生不分系，我们都被分配住第一宿舍。不久我又见到了敖明松，但后来来往不多，1944年毕业分手后也就失去了联系。当时使我悬心的还是申请贷金能否获得批准问题，因为当时我家乡长沙还不属沦陷区，万一不被批准就会使我无法学习下去，而且会走投无路！但我的过分担心似乎是多余的，不久我就被批准获得乙种贷金，堪供当时学生低标准膳食之需，而学生学费和宿费一直是免收的。从此我可以安心求学了。
（二）艰苦学习
抗日战争时期，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条件极其简陋。
（1）位于月洱塘附近的第一宿舍，只有双层木床而没有自习桌。有的同学在自己睡的床上搭木板自习；经济条件稍好些的可到茶馆泡杯茶学习；我们这些穷学生又未能找到合适木板的，就只好带着书本和文具到处打游击，在教室、礼堂等公共场所寻找勉强可用的座位学习。
（2）晚自习的灯光也是个大问题。市电功率严重不足，标称220伏的供电电压降低到仅60伏左右。迫不得已就只能买蜡照明，为了节省还得相互借光共用。还有一招即寻找断丝的灯泡拍击搭丝以减小电阻来适应低电压，这曾被美其名曰“妙手回春”；但由于市电电压在夜晚波动幅度大，还得在搭丝灯电路中串联可变电阻，这就用玻璃瓶盛适量浓度的盐水并插入电极来实现。
（3）再就是学习用品问题。那时纸张困难，能用而价廉的是当地产的嘉乐纸，但欠平整且色深黑；另有一种很薄的竹纸，虽色较白也不洇，但透光，有时也被采用。所需文具中最昂贵的是计算尺和绘图仪器。这些文具虽现在已基本淘汰，但当时的穷学生却想买还买不起，有些是从家里传给或借来的。我没有就经常借用包克纲的。再说书籍，那时理工科的所有课程都采用国外教材，绝大多数是买龙门联合书局的影印本，也不能充分供应；但穷学生还是买不起，常常是临时借别人的读或就近互通有无。另外还有个较普遍采用的办法，即到临近寒暑假时注意贴出转让旧书的小字报，寻找其中可作自己下学期教材的而走访出让同学洽购；而自己已读完课程的教材也可如法出让。这样既能缓解因穷而致的困难，也弥补了货源之不足。只不过如此到学完毕业时，留下的教材也就不多甚至没有了，保存下来的只剩自己的笔记本和作业了。
▲武汉大学电机系1944年毕业全班同学合影
（三）严字当头
在那个时期读大学是艰苦的，当老师、包括教授在内也同样是艰苦的，但武汉大学的教学要求却未曾有丝毫放松。
入校后首先得在一年级过英语读写关。因为不但许多教材都是英语的，课堂教学也常常是汉语夹英语，作业和试题也都要求用英语解答。为了过英语阅读关，通常就得伴着字典艰难地读阅教材2-4周。我英语基础不好，经入校甄别测试后被分在C-2班上英语课（按英语基础的好坏分A、B、C各若干个小班进行教学）。所以我只能刻苦地读上个把月，才能在翻字典不算频次太高的情况下读懂教材。
那时的课程每学期一般进行两次考试，每个同学的考试成绩都要被公布出来，只是仅公布学号，而将姓名隐去。公布的成绩如不及格，则以红色分数示警。当时虽然师生生活艰苦，教学物质条件也较差，但武大仍是本着从严治学的传统，对教学要求是不会放松的。这从当时公布的考试成绩单上就能明显看到，因为经常可以看到有些成绩单上红色一大片。这现象多发生在概念较多理论稍深的课程上，当然也与老师掌握的严格程度有关。最突出的是由俞忽教授担任的土木系三年级的结构学课程，听说某次公布的考试成绩在全班30多人中只有一人及格。
我读的是电机系，到三年级分电力组和电讯组时又选了前者。电机系也有交流电路这门课不好过关，考试不及格人数有时就在半数以上。我得益于在高工读电机科打了些浅薄的基础，也对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体会较深而能专心致志，故尚未遇到届时过不了关的课程。到1944年毕业时获得四年总平均成绩为83分。这分数看来不算太好，但却是工学院同年级的最高分，可见当时的要求确实是很严格的。
▲俞大光当年的笔记本和作业本（现存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
（四）社交锻炼
当时的武汉大学学生，虽然学习紧张，但课余活动却显得很有生气。只要到校本部所在的文庙走一趟，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壁报，有政治性的、文艺性的，也有学术性的。
工学院学生一年级在文庙上课，但制图和画法几何要到高西门外的原三育学校，即武大工学院去上课。我初去那里还看到一份学术壁报《力讯》，本期上登着一篇“用机器求解高次代数方程”。这篇文章我能看懂也很感兴趣，便站在壁报前仔细地阅读了。又看到这份壁报的编者署名为力讯社（回忆力讯社的文已登台北武大校友会刊物《珞珈》的130期），从而又萌发了今后参加该社的志愿。
当我进入到二年级并按照我的志愿被分配到电机系不久，就获得了机会正式登记参加。入社后我积极参加社内的多项活动（小型图书馆、抄写广播消息、电码收发练习和装接收音机练习等）。
由于我在社内表现积极，到进入三年级后不久，就在力讯社的年度改选中当选为总务干事，全面负责社内的各项活动。由于自己愿为，所以占用许多时间也在所不惜，但也使我在组织工作、课外学习以及活动能力等方面获得了初步锻炼。
我在武大参加的社团是比较多的，除力讯社外，还有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立达读书社、珞珈平剧社和丛丛剧艺社等。当然不能像在力讯社那样花很多时间，但除在工程师学会只听过几场报告外，也都参加过多次活动。我在三年级时还曾参加学校举办的科普展览活动，在电机系老师的指导下承担部分布设和讲解任务，也感到很有兴趣并巩固了所学知识。
（五）宿舍情谊
当时读完第一学年的学生，都要按学院调整宿舍。理学院和工学院的男生分配住在离学院较近的第三（观斗山）、第四（露济寺）和第六（斑竹湾）宿舍。
由于一年级男生住的第一宿舍是如轮船上的大统舱寝室，我们在入校旅途中结识的要好同学虽未住在邻近，也常在课余时间邀约到一起散步、找地方自习或买些零食解馋，在寝室内的活动很少。
进入二年级以后，由于是自愿组合住在条件稍好的小间寝室，我和包克纲、赵克宽、翁嗣超等邀约住到新盖的、高西门外最边远的第六宿舍。这宿舍有两栋单层住房，我们住下面一栋最边远的一间，称第10斋，内有8张双人床分列两边，中间安放两张公用自习桌，仅此而已，但当时就算好的条件了。
由于一间只十多人，在一起共同起居和学习一般有三年之久，相互间印象较深。我在第十斋居住时，同住的同学有土木系的赵克宽、冯汉民、彭士彰、赵祚明；机械系的冯维麟、毛东原，电机系的让庆光、杨孝仲、包克纲和我，矿冶系的徐镇恶、翁嗣超、周菊衡、汪德焕。
另外还有个特例，中文系的王学周由于兴趣爱好也来到我们寝室住过一两年。我们课余一般都在寝室自习，因为大伙都较熟，便于在书籍文具方面相互借用，遇到疑难也便于相互切磋。在休闲的时间也有多种活动内容。一是到郊外田野散步，既可聊天，又充分享受清新空气。二是在室内下棋玩牌（有时还按输分多少“斗份子”买牛肉煨汤喝以改善营养）。三是京剧（当时称平剧）爱好者拉起胡琴唱上几段过把瘾，这仅限于节假日和平日晚饭后到晚自习（一般7点）这段时间以防影响他人自习，但当时爱好者不少，在我们第10斋就有徐镇恶、翁嗣超、赵克宽、冯汉民、彭士彰和我。善于操琴的王学周更是为此项兴趣而住到这里的，来后对我们的唱奏都有指导和帮助。
▲武汉大学乐山斑竹湾宿舍第10斋同学合影
（六）留校任教
1944年，我们这届学生要毕业了，即将获得学士学位。由于当时学生人数少，都感到四年学完并通过考试是来之不易的，对即将获得学位戴上方帽子，都感到十分荣幸。
为了纪念我们大多数出身贫困的青年经过艰苦的四年同窗、即将分手步入社会的时刻，我们自发地组织拍摄一张毕业合影，而且着装要求一律为藏青色西服、系黑色领带。我们中不少人从未如此穿着过，当然也不会有这些装备，也不会系领带。但我班却有不少热心同学张罗着找熟人借，借来后又一一帮助系领带，终于完成了这一设想。
那时大学生毕业前一般由系主任多方联系，为毕业生介绍职业。当获得某些职位以后，总是优先推荐学习成绩较好的应届毕业生。那年我们电机系最先获得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工器材厂两个职位，此后不久系主任陈季丹教授又问我是否愿意留校任教，使我面临两个职位如何选择的问题。当我将此问题告知一些和我要好的同学以后，多数劝我不要留任助教，因为待遇菲薄。但我有感于许多诲人不倦、我所敬仰的老师们，过着艰苦的生活仍不辞离教学岗位；而我若留任助教，当可在他们的扶持和教导下继续成长，而且也符合我教育救国的初衷，再艰苦几年又算什么呢？我就这样毅然决定留校任教了。
▲在乐山凌云中学任教的部分武大校友合影
（七）教书生涯
作为一名助教，最开始的工作就是指导学生做实验和批阅学生的习题作业。
我先担任直流电机实验和交流电机实验两课，一学期后又担任交流电机习题课。当时只有交流电机设有习题课，可能由于难度稍大之故。设了课就有考试，果然就有一些学生不能通过，个别学生甚至补考仍不能通过，只能重修。
再过一学期后我又接手批阅电工数学习题的任务，工作也就感到不轻了。按惯例由数学系教授开出的课程，当由数学系派助教批阅习题，但当时是刘正经教授专为电机系讲课，我是他的学生之一，不应辜负老师的器重，就这样接了下来。
在电机系当助教，我住在电机楼外的小平房里，本应一人一间，由于与已任助教一年的李昇震同学关系较好，经协商后合居两间，一作卧室，另一作书房。当时他在乐山县立中学（只有初中）兼课，经他的介绍后我也去了，虽然负担又重了些，但能增加些收入以弥补当助教的菲薄待遇。
念及当时的生活困难，武大校系两级也都不加干预。为了减少来回路程时间，我俩在县立中学设了一个床位，每周轮流在那里住宿和讲课。那里为单身教师安排两人一间房，与我们同一间房的是武大1944年历史系毕业的同学马健武，解放后他1958年被调去哈尔滨工业大学任职，已改名马西林，又和我同事。这时我才得知那时他和李都是地下共产党员。我们在乐山县中教课一学期后，由于更换校长不再续聘，李昇震辞了武大助教去秀山了，其原因当时我毫无所知，亦未再与马健武联系。
不久由土木系同年毕业同学刘维功主动来约我去离乐山县中不远的私立凌云中学去应聘兼课，大概那里缺教员。我是学期已开始一个多月后才去的，也自备了一套被褥住到该校的教员院。该校新办了高中，让我授高一男女两班的几何课和男初10班的物理课。在这里我兼课近三个学期直到离开乐山的1946年7月。
由于这里有多位武大校友专职和兼职任教，如历史系的吴润芝（女）和杜厚寿、外文系的赵云普和章振邦、经济系的丁良诚、数学系的赵良、物理系的黄钺、化学系的何泽人、生物系的熊吉、土木系的刘维功和赵冠华、还有刘耀能和关秀（女），是哪系毕业已忘去，也许还有遗漏。
单身男教师都住在一起，我们在课余休闲时常相邀打羽毛球或外出散步。1945年暑假赵云普、章振邦和我还相邀步行到约40公里外的峨嵋山去游览了一星期。其后我还有件事：被武大立达读书社的社友李伯扬和彭泽周二位邀去五通桥开办补习班一个半月，目的是搞些收入，事情经过很平淡，但住在那里却迎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艰苦抗战长达八年之久，中华民族付出了重大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怎能不令人欣喜若狂呢？
（八）疾患折磨
抗日战争期间全校生活普遍清苦，从沦陷区逃难来的学生则更甚，因而营养不良极其普遍。因从食物中摄取发热量严重不足，在冬季彻夜不能在被中睡暖脚的情况经常有之。
我在第一个冬季就发现小腿浮肿且麻木，很担心是疤病染身，忙去校医室求诊。董道蕴医师诊断为脚气病，需补充维生素，嘱我去关帝庙买些糠麸经常吃些。看来校医室药物是稀缺的，好在这些代用品一般都买得起；但总得花费时间煮上一阵子才能进嘴，而且下咽和消化都很困难。为了治病这些都只好忍受了，效果还不错，如此两三个月就消肿痊愈了。
到二年级时，和我关系很密切、同寝室同班的包克纲忽然咳血，经诊断为肺结核。此病因当时尚无特效药，属严重慢性传染病。他经止血治疗后，只能靠加强营养和长期休息以增强自身抵抗力以消灭细菌来治疗，因而不得不休学一年。此后他复学重读二年级，但数月后不幸旧病复发，再次咳血急救后，只好从此告别难得的学习环境，回家养病。
我在二年级还算平安，但到1943年春季忽然又遭黄疸性肝炎侵扰，同样没有特效药物，校医开泻药硫酸钠给我治疗。我坚强地忍受着进食恶心上吐下泻的痛苦，继续上课未休息，经一个多月时间症状终于得到缓解，到期终考试前已经痊愈，真算幸运的了。
毕业以后我在中学兼课时期，我又感受到疟疾的滋味，开始我以为是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不当回事，但过两天又复发，来得快好得也快，仍未就医，直到第三次再发，我才警觉到可能是疟疾，经校医确诊后才服用奎宁丸治愈。
我在乐山受到的疾病折磨不算很多，想起那些被疾病夺去生命的同学（如一年级时刚结识不久的同学洪喜仁，就因肺病而病死在医院里）和因病被迫休学的同学们，确实是令人惋惜和伤感的事。按《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的报道，从1938年4月到1943年8月的5年多时间内，1700人的学校中相继死亡的学生就有100多。
（九）复员武汉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数月，就传来消息说武汉大学的原校舍尚未被战争毁坏，但还需修整方能使用。学校成立了复校委员会，学校训导长、我（电机）系原赵师梅主任为委员之一，被先派回武昌接收校产并主持修复工作。到1946年春季学期，学校宣布提前于6月中学期结束，着手复员搬迁。对我们无复校公务的单身助教，学校发给400元法币，作为路费包干，要求10月上旬去武昌珞珈山报到。
这样，我们就有4个月暑假。然而，当时的交通很困难，自重庆沿江而下的轮船几乎全被军政人员包下，极难买到客票。离开乐山的路径一是走公路到陇海铁路线上坐火车；二是乘江轮去重庆后买长途汽车票去湖南。两条路径都得绕行，而且都有穿山越岭的长途汽车路段。
我由于期盼回到已分别8年的湖南住上两个月，因此选了后一路径，恰好遇到土木系的助教王仁权也愿意走这条路，我俩因常在一起就餐和玩桥牌而较熟，便约定结伴同行。
这次旅行的困难程度比起入校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距离远了，时间也就长了，花了半个月才到长沙。最艰苦的是从重庆到常德要坐8天的长途篷车，车内没有座位，各人垫坐在自己的行李上；车以木炭作燃料，经常抛锚，常需人推车来启动；行驶在坑坑洼洼的山地土路上颠震十分严重。这趟旅行既使我们提心吊胆，也让我们切实体会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到7月下旬,我们总算平安地到达了长沙。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