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元镐
在武汉大学当插班生时，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龚绍东曾批评过我。因为我曾对他说，在我心里，不仅把我们的导师陈美兰老师当作一位博学的良师，同时也认为她是一位美丽的大姐（大学设导师，同于小学中学的班主任，对全班同学的德智体全面负责）。龚绍东驳斥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绝对不能错了辈份。我的反击似乎更为有力，我说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德高望重，为什么全国人民都喊她邓大姐呢？
1985年，武汉大学中文系招收的首届作家班和插班生班学生进校，插进了83级编为8303、8304班。我们插班生班为三班，作家班为四班。在此之前，中文系已有8301、8302两个班，陈美兰老师原本是这两个班的导师，因为学校对我们特别重视，慎重地安排了陈美兰老师来做我们班和作家班的导师。为了我们这两个特殊的成人班，陈美兰老师可谓操碎了心。早我们两年进校的一、二班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又忌妒又眼红，撒娇说我们把他们的导师抢跑了。
当年我们班共有17名同学，已是省作协会员的有我、陈应松、彭兴国（野莽）、王伟举、宋骥弘、朱华姿、曾静平、吕新琼（石川）。周百义来自河南，为河南省作协会员，入校前，还是潢川县文联的副主席。来自部队的有空军的龚绍东、武汉军区的何三怀。专攻语言学的有李云贵。另外几名同学洪琼、张法德、简兆麟入校后先后也入了会。
2012年10月，陈美兰老师在武大从教50周年，她的弟子从全国各地赶来武汉，为她举办庆祝会。从这天起，我们不约而同地改口称她为美兰先生。会上，美兰先生在介绍我们首届插班生的同学时，不无动容地说，这个班进校时本来是17棵青松，比沙家浜芦苇荡的18棵只少一棵，可惜在校期间有两棵被虫蛀了，夭折了……
其实，美兰先生的心里疼，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自我们班和作家班毕业后，武汉大学以后又招了若干年的插班生和作家班，但心力交瘁的美兰先生从此不再给这些学弟学妹当导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对不起美兰先生。我们这个班精力太充沛了，隔三岔五地就要弄点事情出来，让美兰先生招架不住。她无暇顾及其它，一心只想我们安全毕业，平安离校，暗暗祈祷千万不要在考试方面出问题了。可越怕事越有事，我们班一个同学期终考试被挂了红灯。而按学校规定，只要有一门功课挂了红灯，这个学生就不能正常毕业获得毕业文凭。美兰先生菩萨心肠，不知做了多少工作才让这架险些折翅的战机平稳着陆。这个同学的一生得救了，两个班也临近毕业了，美兰先生也总算松了一口气。
我毕业后先被分配到江汉油田，后改派湖北省文化厅。领导本来要我留厅机关的，但我吸取了插班武大两年的教训，坚决要求下基层，不走仕途搞专业。美兰先生听说了我的选择，非常高兴，说我的道路走对了。
但我中途还是有了一官半职，被调到文化生活报社主持日常工作，担任常务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辑。时值武汉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我给中文系送上了一箱磁枕，那在当时是一种高科技的玩意，据说有明显的安神降压醒脑明目的疗效。我把礼物交给了兄长般的於可训老师，并特意拜托一定要给我们的恩师美兰先生送上一件，算是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武大弟子的一点孝心。
以后的岁月里，我陆续出了几本书，有中短篇小说集，有纪实文学，也有长篇小说。每出一本书，我自然要呈送美兰先生指正。这里丝毫没有洋洋报喜的意思，我只是想，学生只有奉上劳动成果，才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在送上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下》时，我对美兰先生和於可训老师都发出了邀请，请他们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为《天下》举办的作品讨论会，但於可训老师事后见了我时笑着说他请了假，美兰先生也没有出席，这让我很有几分失落。
我知道，作为国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美兰先生对每一位作家的作品要求都很高，对她的学生自然要求更严格。记得在武大听美兰先生授课时，她就说过一部优秀的传世之作，除了艺术特色外，还必须达到“三度”这个标准：即哲学的高度、历史的厚度、思想的深度。这个衡量作品的尺度让许多作家及作品汗颜。在我的文学创作实践中，自然不敢忘记美兰先生的教诲，一直在努力用功，把每一部作品都当作是先生布置给我的作业。
师生小聚满堂欢笑。先生居中，被女同学包围。美兰先生听我们叙旧，眉眼间始终含笑，满脸有幸福溢出。先生高兴，我们也很感动，能做先生的弟子，是我们的福份。
珞珈山上，同窗两载，求学两载，同船过渡，五百年修。同学情谊，师生情份难得，既有今生，当有来世，又可止百年千年啊！（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首届插班生班。）
（稿件来源：武汉大学报1417期第4版 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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