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第二届广东院士高峰年会在深圳举行。73位院士携团队参与院士高峰年会，助力深圳创新驱动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德仁院士接受思客和新华网广东频道专访，解读了智慧城市、大数据和科研人才培养等热点话题。本文根据李德仁专访内容整理。
建设智慧城市要把新一轮“四化”整合到一起
记者：构建数字深圳，可不可以看成是现在智慧城市的一个先期尝试？
李德仁：智慧城市的基础是数字城市。目前全世界智慧城市的样板中国一个都没有。智慧城市的建设是要在数字城市的基础之上，把数字城市从地上到地下的建筑一体化，再把导航定位从室外做到室内，能够通过手机和各种传感器，把深圳人财物的活动智能地管理起来，服务于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生活。
记者：您觉得咱们智慧城市在国际上还没有出现一个样板，主要是什么原因？
李德仁：智慧城市是要把新一轮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整合到一起。除了原来的自然环境要放到电脑里去，还要把人、财、物都上网。我们现在有了手机也就能上网了，但是我们家里的电器还没有上网，比如手机就不能开关家里的空调。如果做好智慧城市，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来管理家里的电器。这样一种智慧家居、智慧安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城管等的工作需要由政府统一领导。要构建一个在云平台下的智慧城市的管理操作、运营系统，如果这个还没有，那么要看你这个城市的大数据有没有用起来。
我们做了一个武汉市可以查到的吃劳保的数据库，一个开公司的数据库，把几个数据库融合在一起做数据统计，就能找出不合理之处，比如当了公司老板、至少有两部汽车还拿着劳保，就不合适了。
智慧城市是要花钱的。花在哪？它要用传感器、传感网把人财物都管进来。所以政府要投钱去做这个事，这个要靠政府组织，至于你这个家庭上不上网，要家庭自己做主。智慧城市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都上了网，如果不安全就很危险了，这是有难度的。
记者：这其中都离不开大数据，您刚才说的也是大数据对政府的管理。
李德仁：要把智慧城市搞好，必须把数字城市搞好，把传感网建起来，有视频要用起来，还要使云计算的计算分析控制反馈机制达到智能化。我希望深圳在智慧城市机制上也要做到中国的前头，成为智慧城市的一个样板。
大数据先要统一管起来，再有序地开放
记者：现在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给您的研究领域——地球空间信息学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德仁：我弟弟叫李德毅也是工程院院士，我们带着研究生，从1994年开始研究大数据，当时在计算机界叫“数据挖掘”。
国家今年的基础科学研究，大数据处理方面有两个启动项目，一个是视频大数据，比如说我们要帮助公安人员从视频大数据里面，把好人坏人区分起来，把正常活动或异常活动区分起来，这个就是视频大数据。这个已经做了20年，有难度，因为它用计算机全自动在做。中国的清华、交大、武大，美国的MIT、哈佛、斯坦福好多学校都在研究这个。尽管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可以从数据中把一个怀疑人物给找出来，这就是视频大数据做安防。安防的同时也保护了老百姓的隐私。另一个是医疗大数据，看病治疗病案的大数据，可以看到这个人健康、亚健康、有没有可能变成老年痴呆……这种挖掘也是国家重点要做的。
还有的大数据比如说遥感，从晚上灯光的遥感分析出叙利亚内战的战场在哪？哪里打得厉害？……我们将论文发到外国后，联合国安理会去年使用了我们的成果，全世界叙利亚内战5周年也用了这个成果。我们又用夜光遥感做了“一带一路”周边60多个国家相关的20年夜光的变化。我们发现了整个“一带一路”的地区，夜光的中心20年东移了2000公里，中国、东南亚、印度、蒙古经济起来了，马上灯光就强了，从中找到了一个规律。搞一个小卫星，夜光遥感可以分析城镇化，可以比较客观地估算GDP，可以估算由于战争灾害内乱引起的社会经济损失。
大数据先要统一管起来，再有序地开放。有的数据比如说夜光大数据，美国人就是开放的，中国的一些数据是不开放的，不开放就用不起来。政府要领头把城市的数据开放，数据一旦开放，数据集成然后搞数据的挖掘，就会产生价值。整个欧盟国家数据开放以后，政府管理节省几千亿。但是数据又存在安全问题，所以有些数据可以开放，有些数据可以在内部开放。有了数据之后，还要鼓励大家做挖掘，找它的规则，各行各业都可以找到规则来推进本行业的发展。所以大数据的问题是新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关注的问题，通过大数据可以拉动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找到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是一根链条
记者：您怎么看待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研究的关系？
李德仁：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是两个方面，总目标就是要更好地认识自然、认识人力、认识社会，推动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它们两个本身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好的材料。我们现在国家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技术不够，新器件和新材料出不来，所以往往跟着人家后面走。而应用研究是把科研变成生产力的一个过程，比如说高铁就是应用研究。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是一根链条，不能强调基础偏应用，或者强调应用偏基础，应当都要抓起来。我们国家现在也强大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全球无线网络覆盖是否影响中国网络安全
记者：目前美国包括谷歌和facebook都正准备推进全球的无线网络覆盖。您认为这在我国的网络监管和社会形态领域将会产生哪些实际性影响？
李德仁：地面上的有线通讯和无线通讯覆盖地球的43%，地球上的高山、森林、沙漠、海上57%的地方还没有通讯网，因此这样一个问题全世界都在关心。2014年我牵头在工程院写了一个商业卫星遥感建议，支持民间资本进入航天。美国有500多个卫星，300多个是民间资本的，政府投钱的不到200个，而中国现在的卫星，绝大多数都是政府投钱，现在有白金1号、白金2号。武汉要发一个夜光遥感小卫星，我们正在跟国有公司和私人公司策划解决。
科研人才的培养不能拔苗助长
记者：我们如何从整体培养上提高中国科研人才的素质，我们应该从高等教育方面给予哪些支持？
李德仁：人才最主要的因素是素质和创新。人才的素质要求所有的年轻人很好地学习传承古今中外的知识，这个是不可缺少的。这种传承是打基础的东西，包括人的品行、学问等基本功。但是也要注意现在是“后摩尔定律”时代，知识的翻新很快，我们还要注重把年轻人送到第一线，让他们打破框框去创造。现在中国的知名人士，比如马云、马化腾、张小龙、雷军都是能够不受约束、大胆创新的。所以我们在注重打好年轻人基础的同时，也要鼓励他们创新，所以国家现在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也要注意，创业创新是有难度的，不能盲目。我对学生的教育就是：第一要读书，第二要思考，第三要创新，第四要实践。读了书发现问题及时思考，思考之后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就叫创新，创新以后对不对需要时间检验，周而往复要经过艰苦的奋斗，没有几年的功夫是不行的。
中国人才多，这是中国未来的力量。国家现在有很多吸引人才的政策，但是要相信一点，有本事的人不会跟人家伸手要，而是要靠自己去创造，所以千万不要拔苗助长。所以我希望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形成一个好的机制。不能搞量化评估，非量化评估是辩证唯物主义，量化评估是机械化。考评、评估要改进，不能搞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人才培养的政策要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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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新华网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