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文波
在图书馆工作近三十年，接触的读者无数，既有刚入学的本科生，也有大名鼎鼎的资深教授，还有未曾谋面只用电子邮件神交的校外读者。他们为读书到图书馆来，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在提供文献服务的同时，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人格操守的坚持，为人处事的态度，读书治学的方法。这里讲几个小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哲学家萧萐父，虽然名声大，但因年事已高，校园内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一般的年轻人都不认识他。
记得一年放暑假前，我所在的人文馆部门全体人员都集中在书库倒架，一直干到中午快下班，当时图书馆外文阅览室中午还是闭馆的。大家从书库出来，看到一位老师还在阅览室看外文书。部主任高老师见状，走过去对他说：“老师，我们要下班了，请下午再来吧。”
看书的老师抬起头，微笑道：“好的。”他站起身把书放到书架上，向门口慢慢走去。我这时才震惊地看到，他不仅是慢慢地走，简直就是一步一挪，脚几乎不抬起来，鞋子在地上拖着。按这个速度，从家属区走到人文馆至少也要两个小时，中途还有不少上下坡，而且人文馆外文阅览室还在没有电梯的三楼！
看到老师身影渐远，高老师才转过头来对我们说：“这位是哲学学院的萧萐父老师。”我们听到“萧萐父”这个名字，看到刚才的情景，不禁肃然起敬。一位70岁高龄的老先生，冒着酷暑，走上两个小时，就为到图书馆来看外文图书，谁不敬佩呢？
第二天早上，图书馆刚开门，就看到萧老师从外面进来。他微笑着跟我们点点头，拿出借书证，办好手续，径直走到书架，把昨天看的书拿下来，坐到阅览桌前看起来。
我们悄悄走到书库前，继续倒架工作。同时，大家也小声议论萧老师的行为，觉得像萧老师这样的大家，完全可以给馆长打个招呼，请学生把书借回去看，根本用不着天天到图书馆来。
部主任高老师提议：“看来，萧老师一时半会还看不完这本书，现在快放假了，读者也不多，我们把书短期借给他看吧。”我们同声赞成。
临近中午下班时，高主任走过去对萧老师说：“萧老师，现在天太热了，您把书暂时借回家去吧，如果有读者需要，我再通知您还回来。看完了给我打电话，我去您家取。”
萧老师听闻很高兴，忙说：“可以吗？不要破了图书馆规矩哦。”高老师说：“可以的，您这大年纪，腿脚不便，天又热，就不要天天往图书馆来了。”萧老师也很高兴，办好手续，向我们致谢道别，就又慢慢向门口挪去。
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但萧老师德业双修，做人与为学统一的品质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图书馆担任学科馆员工作的十多年里，与老师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老师们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非常重视对图书馆资源的利用。
2001年，沈壮海老师就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必须突破原有框架。他敏锐地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作为思政的新学科发展方向。但当时我校收藏的相关外文文献严重缺乏。为此，他联系我，让我提供国外发展心理学的相关文献信息，并详细为我讲解发展心理学的概念、原理、跨学科和跨文化研究特点。
通过沈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我很快了解他的想法，不仅提供了国外发展心理学原版图书订购书目，还提供了相关的会议信息，沈老师及时参加了国际会议，向国外同行宣讲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也了解了国外发展心理学的最新进展。
自此经过多年努力，我校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国家级重点培育学科。我经常会想起当年聆听沈老师讲解发展心理学的情景。沈老师也多次关注图书资料的建设，尤其是在担任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后，更是以图书馆的学科评估体系为依托，创新性地提出与图书馆联合编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析报告》，为学科建设发展提供参考。
法学院年轻有为的女教师崔晓静，非常善于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我从她读博士开始接触，看着她一路成为教授，目睹了她学术的成长，也分享了她利用文献的经验。
崔老师从读博士开始找我学习查找外文文献，我为她建立了课题跟踪服务。她一直处在该课题的国外研究前沿，国内研究空白，在权威、核心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20多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主持完成了校、省、部级多项研究课题。
崔老师经常跟我说：“图书馆太重要了，尤其是图书馆购买的外文数据库和文献传递服务，让我一直处在研究前沿。”在这十年中，她几乎把该研究领域相关的中外资料全看遍了。从她身上我也读到了我校法学院国际法研究处在国内领先的原因。同时，崔老师非常配合图书馆工作，定期向图书馆推荐购买外文新书。
听说图书馆开展嵌入课堂信息素养教育后，她第一时间联系我，让我在她的课堂上，结合授课内容讲授外文法律文献查找方法。可以说，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发展和技术进步与读者利用需求的相互促进，在崔老师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在我工作的图书馆，有两位高龄读者的传奇故事在馆员中流传。
一位是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退休教授金大辛。有一年元旦，在馆员工作群里，一位同事上传了金老师送给图书馆的新年贺卡，是他自己制作的，还写了一首诗《羊年，欢迎你》，其中写道：“吾今八四，尚非晚年”“活到九十，开始老年”。
金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每次到图书馆来，都是乐呵呵的，阅读书刊，收集资料，复印资料，与馆员交谈。
其实，我还是比较了解金老师的，他早年留学苏联，文革中命运坎坷，学术生涯没有几年，又到了退休年龄，晚年还遭遇丧女之痛。身体还算健康，但视力严重下降，几乎快要双目失明了，又是白内障，又是青光眼。但这都不影响他对生活和学习的乐观态度。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即使是用40倍放大镜看书。
金老师通俄语，是图书馆外刊室《真理报》《独立报》《论据与事实报》三份俄文报纸的忠实读者。他曾说：“读《真理报》已有56年历史，读后两份是从它们创刊开始的。就读龄来说，我也许是武大首屈一指的。”
他常到图书馆来，外刊室、电子阅览室、资料室都留下他的身影。图书馆也很照顾他，在一台电脑上，专门设置了俄文输入法的键盘供金老师使用。他经常告诫年轻人要多阅读，“阅读让人其乐无穷”。
另一位老教师则更为传奇，暂且称为A老师吧。
单说他的形象，你是不能把他与武汉大学老师联系在一起的。他拄着双拐，衣着无论四季都是一件深色外套，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从未换洗过，斜跨一个绿色书包，头发凌乱，胡子拉碴。
A老师从不在意别人的眼神，他经常找馆员，各个部门的人员都为他服务过。时间长了，馆员们都有些怕他，不是因为他的穿着而嫌弃，也不是怕麻烦不愿意帮他，大多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简直不是询问，而是考试！
他的问题大多与找文献资料无关，甚至与图书馆也没有关系，比如电脑硬件安装、软件使用、能不能用图书馆的扫描仪、免费复印等。还有些技术问题即使帮他解决了也不行，他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
偶尔让馆员帮忙到书库找书，即使找到了，他还要问：为什么我到书库就找不到呢，是不是你们把书藏起来了？
图书馆刚购买数据库时，开设的90分钟讲座非常受读者欢迎，A老师也是每场必到。老师讲完以后，他总是准备了一堆问题，但大部分问题与讲的内容没有关系，弄得主讲老师好尴尬。
有一次，A老师高兴地找到我，说他们同学要聚会，要我帮他把同学录放到一张表格中打印出来。我看到表上写的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原来，传说他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是真的啊！
现在想来，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也要求严格，估计他认为馆员就应该会查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他的高要求是有成果的，现在他女儿也考上了武汉大学。
有这样一位对馆员高要求的读者，时常有新的问题等着回复，让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
（原载武汉大学图书馆《文华书潮》 本网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