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四四
2011年11月初，秋风送爽。湖北人张在军再次来到乐山文庙，他要寻访的是一段几被尘封的历史，70多年前，乐山文庙的大门开在西侧，上面挂着“国立武汉大学”的校名木牌。
张在军探寻收集的，正是抗战中武汉大学西迁乐山的往事。当年，乐山这座偏居西南一隅的小城，成为人文渊薮和科学重镇。
5年多来，张在军致力寻找并试图还原大师们在乐山的身影。他们在战火中孜孜不倦的人文追求，令人钦佩感叹。拂去尘埃，先生们的面容是那么清晰。
《小城•大师》：一个外地人的乐山情怀
张在军寻访武大西迁往事在乐山传为佳话。当他创作的《小城•大师》书稿完成后，乐山人决定助他一臂之力。近日，乐山市委宣传部与四川文艺出版社签订出版协议，《小城•大师》一书即将出版问世。
记者：你既不是乐山人，也不是武汉大学的学子，为什么会关注这段历史？
张在军：2004年因为工作，我被派到乐山，至今已生活了六七年。我一直喜欢文史，早就知道“武大西迁乐山”这段历史。
2009年我到宜宾李庄旅游得知，1940年，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也曾迁驻李庄。六年间，李庄为学者们安置了一张张平静的书桌，给战时中国人文科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养分。李庄由此被称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目前国内出版的关于同济大学在李庄的各类专著有近十种。
这让我不由想起乐山。抗战时期，乐山同样大师云集，仅武汉大学就有高水平教授一二百人。但是乐山至今没有一本全面介绍这段历史的书，并且当年武大校舍遗址也寥寥无几、教授故居荡然无存。所以，我决定整理这段极其珍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
记者：这本书花了多长时间？
张在军：这本书酝酿的时间比较长。2006年开始收集资料。去年开始系统写作，利用了所有业余时间，今年初才完稿。
为了搜集资料花钱买了不少书。我还采访了武汉大学的一些老师和当年的学生，参考了当年的日记、回忆录、报纸等。
记者：听说你还有相关写作计划？
张在军：《小城•大师》是我写作的第一步。由于资料太多，所以决定先走一条捷径，把一个个教授单独成篇。接下来写《小城•大学》，将全面展现抗战期间武汉大学在乐山的那一段历史。
除武汉大学外，当时还有黄海化工研究社、苏州蚕丝专科学校、国立中央技专、复性书院也都在乐山创办，小城云集了众多文化名人。我还准备将这些历史一一挖掘整理，从各个侧面来反映抗战时期的乐山。
“流亡大学”到嘉州
1938年4月26日，武大在乐山开学。一座原本仅有几万人的小县城，一下变得热闹起来。除乐山文庙建成学校本部及文学院、法学院外，武大理学院、工学院设在城郊。迁乐山八年，武大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包括李约瑟、黄炎培、郭沫若、钱穆、熊十力等也来讲学。一时间，大师云集嘉州。
“那是1939年1月，去乐山的汽车票已很难买了，朱东润花了120元买了去乐山的水上飞机票。”张在军讲述往事。
朱东润教授是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1937年8月，抗日战火纷飞，武汉大学教学已逐步停止。寒假，在中文系任教的朱东润回到江南泰兴老家。第二年，朱东润接到一封辗转从上海来的电报：武汉大学已迁四川乐山，正式上课，大家都在后方为这即将来临的大时代而努力，希望能在1939年1月15日赶到。于是，1938年12月，朱东润启程，先到上海，再至香港，绕道越南，再经云南贵州，到达重庆，最后到达乐山。
“朱东润的辗转，是武大西迁的一个缩影。”张在军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进程被打断。时任武大校长王星拱派人前往四川考察校址，最后选定乐山。在乐山师范学院“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记者见到一份保存完好的王星拱毛笔书稿，讲述了武大搬迁乐山的6大原因：乐山没有专科以上的学校，水陆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市民的文化程度也不低于其他大城市……
当年，武大的图书仪器、工厂设备等物品是用军用船只运往四川。途中炮火连天，还被日本飞机炸沉了一条船。但教学设备大多完整运到乐山，武大能正常开设实验实习课程，并拥有大后方高校中唯一一台电子测量示波器。
张在军考证，当年将全部师生送走以后，王星拱才与工学院院长邵逸周两人乘一辆小轿车（福特1936型）及一辆装载汽油的卡车离开武大珞珈山，一路颠簸，经湖南、贵州奔赴四川。这条路线，山高水险，还有土匪出没。当时，王星拱夫人和子女们在重庆等候他们，心情十分焦急，之前王星拱秘书王焕然先行赴川，不幸在湘西翻车身亡。
张在军和一些老市民攀谈武大西迁的往事，有乐山老市民回忆，那时，漫步乐山街头，“对面街边的一个小吃摊前，一位看似不起眼的、瘦小的戴眼镜的人，说不定就是一位大师。”
去年，张在军找到了90多岁高龄的乐山籍武大校友卢秉彝，她回忆，那时街上的人都认识王星拱校长，他的旧包车常常叮叮当当地从街上过往。王星拱同人打招呼的时候，会取下头上的呢帽，人们可以望见他灰白的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
人们并不知，王星拱饱受疾病折磨的同时，跑遍大后方的大中城市，广揽学者名流。他继承了蔡元培 “自由讲学”、“学术无禁区”的办学思想，兼容并包，延聘了不少出类拔萃的教授。比如，外文系教英诗的朱光潜，教俄语的缪朗山；哲学系弘扬儒家中庸之道的胡稼胎，讲康德、黑格尔的张颐；中文系主讲新文学的叶圣陶、苏雪林，也有传授古典文学诗词的刘永济、刘颐；化学系有留英的徐贤恭、留美的邬保良、留法的黄叔寅、留德的钟兴厚等。
发现罕见“桃花水母”
“国难深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乐山八年，教授们肩负这样的使命与责任，收获丰硕学术成果。
乐山留给年迈武大校友的记忆，有着教授们孜孜不倦对学术的探究。张在军找到了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所著的《冷门杂忆》，里面记述着他1943年考入武大哲学系，选修了生物学，“高尚荫教授讲大渡河中淡水水母的研究成果，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如今，生物研究已证明，世界上目前只存在两种桃花水母：1880年6月英国伦敦皇家植物园发现的索氏桃花水母；1939年2月在四川乐山大渡河边发现的中华桃花水母。乐山大渡河边濒临绝迹、古老而珍稀的腔肠动物，发现者就是高尚荫——中国病毒学研究的奠基人。
张在军告诉记者，当时的理学院位于乐山城外大渡河边的李公祠。武大师生每天要出城南高西门，沿城墙下坡左行数十米到大渡河北岸，挑回河水，存于大木桶中。1939年初春，高尚荫和助手公立华到河边散步，在与大渡河相连的一处水塘里，看见了当地说的“桃花鱼”。早春时节，这些小精灵在清澈见底的河水里上下飘荡，悠然自得。
这种奇特的生物，立即引起高尚荫注意。公立华连忙跑回学校拿烧杯，小心翼翼地将“鱼”舀起，一路小跑回实验室。高尚荫发现的“桃花鱼”，直径约为18毫米，仅有拇指般大小，外形似一把撑开的伞体，边缘有256条线条触手。随即高尚荫开始了对生物学物种腔肠动物门淡水水母的分类形态结构和生理研究，这是中国学者最早在无脊椎动物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
1939年2月，30岁的高尚荫和27岁的公立华合作完成论文《四川嘉定淡水水母之研究》。
被称为 “现代传记文学开拓者”的朱东润，传记文学写作是在乐山开篇。他系统总结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特点，并且尝试采用英国传记文学的做法，写作中国的传记文学。
那时，朱东润只身独处乐山郊区，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他住的那一间房子光线特别黯淡。家乡已经陷落，妻室儿女，一家八口在死亡线上挣扎。这样的环境下，他锁定了张居正，《张居正大传》在乐山出炉，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张在军常常被大师们感动。
吴其昌教授坚持“用生命去换学问，把整个‘身’和‘心’贡献给学问”的治学态度，他在疾病缠身之际，呕心沥血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文史著作，最终累死在乐山。1940年，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1300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也是在此期间，唐长孺教授就着微弱的桐油灯光，写就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即上世纪五十年代结集出版、享誉史林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校长亲自种菜养猪
抗战时期的乐山，武大师生的生活条件异常困苦，“当时，就连王星拱校长都亲自养猪呢。”卢秉彝回忆起往事说。
当时学校条件简陋、生活艰苦。即便是大学教授，收入也不足以养活自己与家人，王星拱校长全家租住一农家小院，还得自己种菜养猪，他的儿子还去工厂做工，女儿到小学兼课。
由于生活、医疗各方面的条件恶劣，才华横溢的教授黄方刚、吴其昌、萧君绛、郭霖、孙芳等人，先后被贫病饥饿夺去了生命。
这样艰难的时局中，大师们仍旧顽强地教学、生活。
年近九旬的胡承宽也是张在军寻找到的一位乐山籍武大校友，他的国文老师是 “珞珈三女杰”之一的苏雪林教授。在胡承宽的记忆里，当时苏教授租住比较偏僻的陕西街四十九号“让庐”中式楼房。
出租人是一个姓宋的二房东，全家住楼下。出租的楼上破烂不堪，苏雪林找来木匠，将房子略作修缮，装上电灯。苏雪林和姐姐、侄儿侄女、侄女的小孩，加上从家乡带来的佣人，组成了一个闹热的家庭。毗连寝室有一间小船似的屋子便成了书房，也作会客室。
住了大约两年，二房东提出加租。苏教授一家就搬到了小山坡上的房子。房前屋后有两亩空地，于是，苏雪林置办锄头镰刀等工具，清除杂草、平整土地、松土分畦、播散菜籽。她每天到文庙上完课回家，就把长衫换成短衣，挥锄挖地。当时，水是卖水人每天送来的，装在大缸里用。于是，洗锅刷碗水保留下来，用来浇灌青青菜园。菜成熟了，苏雪林还将菜送给朋友们品尝。
文学院的教授刘永济喜欢菊花，常常到城外的露济寺苗圃种菊看菊。他的女婿皮公亮回忆，“岳父酷爱菊，年年春插，夏日上肥，秋天菊花盛开，朵朵丰硕，有红有紫有黄有白，十分可爱。”
（稿件来源：《四川日报》 本网编辑：严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