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战史研究与反法西斯大国地位不相称
胡德坤
70年来，国际上对二战历史的评价一直存在各种杂音。在欧洲甚至出现了“苏联军队攻克柏林是对德国的侵略”这样荒唐的言论。在亚洲，日本一些右翼政治家，拒绝承认、企图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因而，加强对二战史的研究、论证，还原战争真相，澄清模糊认识，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牢记二战惨痛教训，防止战祸重演，切实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以维护人类持久和平，就不仅仅是重要的学术问题，还是重要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
西方二战史著作几乎不提中国战场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就兴起了研究二战史的高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在此期间，世界各国尤其是参战的大国，如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搜集、整理、出版有关二战的资料，开展研究，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的系列学术著作，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汗牛充栋。这些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政府资助支持、组织专家群进行攻关，都有总结性的权威研究成果著作问世。其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点是，突出本国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战败国的日本从战后初期开始征集战史资料，拨出专款，组织专班，将未来得及销毁、分散于日本各地、在美国等地的档案资料，搜集、整理、研究，出版了102卷的研究著作《战史丛书》，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战史的权威著作。日本战史丛书虽非完全是右翼战争史观，但通篇体现出“日本是战争失败者，却是精神胜利者”的主体思想，字里行间透露出对日本军队“战功”的颂扬，对中国军民的蔑视，对美国军队的憎恨。
西方各国的二战史著作另一个共同点是，很少涉及中国抗战，甚至几乎不提中国战场，在提到中国战场时，也大多是描述中国战场抗战不力。美国出版的二战史著作对中国战场抗战的评价稍微客观些，但也是将中国战场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放在从属于美国大战略的前提下表述的。
总之，国际二战史学界出版的著作，基本上不写或很少写中国的抗战，这和战时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公认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究其原因，一是冷战造成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治偏见；二是中苏关系破裂造成苏联对中共的偏见；三是日本对侵略战争缺乏深刻反省而歪曲历史；四是中国本身对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研究有待继续深入；五是中国的研究成果尚未充分走向世界。
将抗战史融入二战史之中的学术体系尚待建构和完善
战后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国学者对二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是1980年6月成立的。上世纪80年代二战史研究可谓成果初显，当时出版发行了二战史单本著作，研究力量较为集中的地方为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后勤指挥学院、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辽宁大学等，相关学术著作从无到有，从单一到综合。
进入90年代，一批二战史学者退休，青年学者大多转向战后史研究，虽有少数人仍在坚持二战史研究，但研究队伍日渐萎缩，二战史研究课题亦很难申请成功，重要学者研究著作较少。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二战史研究的新动向，即向“专、深、精”方向发展，如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五卷本二战史和三卷本抗战史。
2000年之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出版了九卷本《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应该说是动员了全国相关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研究重点是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中国抗战与二战的关系，二战中大国对中国的影响等。从2007年开始，二战史研究进一步拓展，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中国台湾在二战史研究方面成果不多，但在抗战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蒋纬国主编的10卷本《抗日御侮》，可以算作台湾学界的总结性研究成果。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搜集、整理战时中国档案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相继出版了战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资料汇编，是对抗战史研究的一大贡献。但台湾对二战史的研究还不够：一是研究二战史的学者较少；二是未能将抗战史与二战史有机结合起来研究。
中国学者对二战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领域之一。但是，我国抗战史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五个方面：一是研究成果尚未达到高水平，将抗战史融入二战史之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尚待建构和完善；二是研究资料不足，战后，美、英、苏、德、日等国公布的战时档案资料，我国尚未充分搜集整理；三是能将二战史与抗战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人数过少，小语种历史学人才匮乏；四是经费缺乏，宏观策划、组织不够，也不能策划大的课题和出版系列成果；五是我们自己的二战史学术的对外传播还不够，应更好地考虑如何与西方学者合作，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观点，能够沟通交流，而不是自说自话。
国家层面对于二战史研究要整体规划，早布局、早动手
二战是20世纪世界历史从战争与动荡走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折点。自近代以来至今，二战是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结盟的唯一的历史机遇，也是中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具有的历史共同点。因此，抓住这个历史共同点，宣传这个历史共同点，对我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交往是十分有益的。
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已基本完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唯一未完成这一研究的是中国，这与反法西斯大国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现在，我国参加过抗战的老战士在世的越来越少了，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学者因退休或去世，人数也越来越少了，如果现在不重视这一课题，再过十年、二十年，就更难以完成这一课题。
中国的复兴是从抗战开始的，抗战研究对于国家而言意义重大，在人、财、物的管理和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环境等方面，应给予更多重视和大力推动。国家层面对于历史学术研究要有整体规划，早布局，早动手。尤其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才，需要一个很长的培育期。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的设计和导向也亟须改革。目前，研究者的职称、待遇等评定都需快出成果，多出成果，而像历史学这样的基础研究需要时间积累，短期内怎么可能出成果呢？在暂时难以改变学术评价体系的情况下，要考虑给搞基础学科研究的人员设特殊政策，并切实落实，鼓励大家甘坐冷板凳。
我认为，应该设立一项国家工程，创造性地构建科学的、严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体系。为此，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团队，投入足够的经费，将国外、境外的主要资料搜集起来，用10至20年时间完成两部系列著作：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含中国抗日战争）中外文重要史料选编，一部多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含中国抗日战争）研究著作。两部作品应以中文、英文两种文字出版，便于将我国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 本网编辑：严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