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明海英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谭崇台，尽管已年届95岁高龄，却依然工作在科研、教学岗位上。他指导博士研究生的讲稿总是仔细推敲、不断更新。“如果还是沿袭老一套的思想和观点，随便应付一下，这样做不仅对不起学生，更愧对自己。”谭崇台说。
弱冠之年 远赴重洋求取真知
谭崇台的启蒙教育是在私塾完成的。中学时代，他对数学、物理、化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1939年，谭崇台考取了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他在离家不远的乐山完成了学业。
谭崇台很早便窥探到世界之大，并产生了走出家乡、到外求学的强烈愿望。大学毕业时，因时局不定，加之对现实的不满，谭崇台对未来充满困惑。彷徨之际，他获悉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于是，经过认真准备，谭崇台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哈佛大学经济系。1944年底，谭崇台从重庆飞抵昆明，经“驼峰航线”到达印度，再乘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历时42天抵达美国西海岸，终圆外出求学的梦想。
1946年，谭崇台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然而，因经济原因，他放弃了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在华盛顿远东委员会任专门助理，从事日本经济与战后赔偿问题的研究。其间，他先后撰写了《“论日本赔偿问题”》、《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等论文。虽然工作得心应手，待遇也很优厚，但谭崇台却常常思念故土。1947年底，他谢绝师友的挽留，怀抱一腔报国情登程回国。归国后，受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到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执教。
花甲之年 推介发展经济学理论
1959年，谭崇台调离经济系，到外语系执教英语课程。在外语系任教的20年间，谭崇台不仅认真完成了教学任务，还参加了联合国文件的翻译、英文词典的编撰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谭崇台重新回到经济系工作，那一年，他59岁。在大多数人即将退休的年纪，谭崇台又一次的学术青春刚刚开启。他如饥似渴地工作，试图将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在接待美国经济学专家代表团时，谭崇台敏锐地发现当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即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振兴的发展经济学。
1980年，谭崇台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进修。在那里，他一头扎进图书馆，着手发展经济学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发展经济学研究论证的问题，是一切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所必须通盘考虑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做出很大努力去解决而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谭崇台敏锐地察觉到，这门学问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回国后，谭崇台潜心整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并查阅大量资料和文献，主编了《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随后几年，他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向国内学界评介西方发展经济学。1985年，他率先在武汉大学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为我国培养这一领域的人才。同年10月，由谭崇台撰写的现代外国经济学说知识丛书——《发展经济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发展理论的著作；他主编的“七五”规划高校重点教材《发展经济学》，先后重印7次，被国家教委授予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
耄耋之年 填比较发展研究空白
20世纪80年代初，谭崇台便开始从经济学说史中寻求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并考虑撰写经济发展思想史。经过10年潜心研究，由谭崇台主编的《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于1993年出版，该书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和热评，并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进入21世纪，耄耋之年的谭崇台仍孜孜不倦地耕耘在发展经济学这块园地上。这一时期，他将研究方向转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发展研究领域，将发达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当今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从中找到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和不同特点。在谭崇台和几位弟子共同努力下，60万字的《发达国家发展初期与当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于2008年出版。该书将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史研究以及经济发展思想史研究有机结合，实现了“史论结合、融论于史、以史立论”的写作意图。该书填补了比较发展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于2013年被评为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在谭崇台看来，“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年轻而充满生命力的学科，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各有不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制度基础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和特殊性，不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丰富的发展经验，将成为发展经济学永不枯竭的源泉。”他这样说道。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改动。本网编辑：严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