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是我的母校，但不是我的第一个大学。我第一次考上的是今天的武汉理工大学，学的是船舶无线电通讯专业。21岁毕业，分配在中国长江航运集团武汉到上海的船上工作。在长江航线工作的5年，让我品味了黑夜，咀嚼了孤独，现在还常常梦回长江，梦到我的船、我的出航命令，我的发报机、航标灯和摩尔斯信号，梦到长河落日圆的壮美，也让我爱上了文字。
后来，想到长江日报求职，可一位编辑老师的话打碎了我的梦：“我们报社只要武汉大学的。”也正是这一句话，激出我的“武大梦”——我开始认真备考，每天对着长江背英语，把从武汉到上海各大书店的新闻业务书籍都搜罗一遍，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新闻系，比第二名高出60分。当时新闻系的书记、主任是吴高福老师、樊凡老师、汪华老师、刘俊昌老师……还有许多老师，在这里没法一一提起，但学生我会记住你们。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中说，我本是千里之外大山之中的一条小溪，能够曲曲折折地流进大海，就知足了。武大是改变我命运之舟的海，新闻学院是鼓起我理想之帆的风，感谢母校，感谢新闻学院，感谢我的老师们！
但是感谢什么？离开母校，一切都靠自己去打拼，没有了宁静温馨而浪漫的港湾的庇护，就会思念母校。每年我都会悄悄地回来，桂园转转，枫园走走，912操场看看，图书馆瞅瞅，回到校园，精神的电池就会一格格地增长，心灵的绿荫就在一寸寸地长高。当然，珞珈山是一定要去的。不上珞珈山，就等于没有上武大，可是我在学校期间真的没有上过山。这个月初，我同宿舍的夏启发同学从深圳到北京看我，一同回忆武大生活，那时的我常常在熄灯之后还缩在被窝里就着蜡烛读书，读书的确是能够展示光明前景的，因为好几次迷迷糊糊之中觉得眼前光辉灿烂一片，睁开眼发现是蚊帐被烧着了，我的蚊帐左边角落一直是大补丁套着小补丁。
睡我上铺的兄弟当时正在追一位女生，他不好意思去女生宿舍，总要我当电灯泡陪同，我背着个书包守在桂五的二楼转角看书，他候在女生宿舍胆怯地敲门，他俩啥时候下的楼我却不知道。武大几年我不但学完了新闻学的课程，还拿下了经济学的学位，选修了哲学系郭齐勇老师的中国古代哲学课程。
没有上过珞珈山，成为我离开武大时的一个遗憾。几年以后我回到学校，住在珞珈山庄，偶然发现侧面有一条僻静的路，一直走一直走，竟然就上山了：密密的林子，厚厚的落叶，幽幽的光影，深深浅浅的坑洼，淡淡浓浓的意境，似乎刻意地藏掖着什么，又故意地展露着什么，诱惑我一直往上走，好像是一种古朴而醇香的浓厚气息，我不知道。
那就再说一点儿应该知道的吧。我想讲讲对四个人的理解。
就像过生日应该首先感谢我们的母亲一样，武大120周年校庆应该感谢湖广总督张之洞。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他是最重视教育的，他在给光绪皇帝关于筹办自强学堂的奏折中说：“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武汉大学。他主张实业救国，但也倡导兴学育才；他极力维护晚清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又主张变法，推进洋务运动，孙中山说他是“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他自视清高、居功自傲，但又夙夜在公、克勤克俭，心忧天下百姓、拯救黎民苍生；他一开始看不起孙中山、瞧不上梁启超，但很快放下架子，礼贤下士、胸怀大度。从总督大人身上，我们能读到“务实、创新、勤勉、大气、爱民”的精神。张之洞，是我说的第一个人。
与武大同一年诞生的，还有伟大领袖毛泽东。武汉是除湖南和北京之外，毛泽东到过次数最多、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大概有40多次。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武汉？是因为武汉有水。毛泽东的诗词里有很多“水”：“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仅有水，还有天；“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不仅有水，还有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不仅有水的气势，更有搏击风浪的气魄；“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写的是长江，想的是天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不仅有长江，更有打过长江的决心。
1949年3月25日是被毛泽东称为“进京赶考”的第一天，这天凌晨，他乘火车进入北平，到达清华园站后改乘吉普车驶往颐和园。当时国民党特务密布，企图搞谋杀爆炸活动，颐和园被清场。主席发现颐和园空无一人，大发雷霆：“你们真蠢啊，把水排干了那个鱼还有什么安全？鱼离不开水，我们离不开人民！”后来主席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就得渴死！” 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水的深层次原因。
从韶山冲的荷花塘到洞庭湖、湘江，从长江、黄河到北戴河、中南海，主席从水中获得了力量，赢得了人民。安泰离不开大地，主席离不开水。主席尤其喜欢长江水，在63岁到73岁这十年间至少4次横渡长江。长江包容百川的开阔胸怀，一往无前的磅礴气势，滋养了毛泽东；在水中舒展，与风浪搏击，锻炼了毛泽东；水的至柔至刚、水的载舟覆舟，教育了毛泽东。毛泽东不但喜欢长江，还喜欢东湖，他每次来几乎都住在东湖，宾馆的对岸，是武汉大学。毛泽东一生只视察过两所大学，武汉大学是其一，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又红又专”，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纪念主席诞辰120周年，缅怀主席的丰功伟绩，应该继承毛泽东精神。主席的精神至少应该包含远大坚定的志向、心系人民的情怀、坚强勇敢的意志、开天辟地的豪迈这一组关键词。55年前的夏天，主席把他的足迹和精神留在了珞珈山，武大是不是应该为主席树一尊雕像？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人物。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武大的湖北籍、湖南籍师生最多。武汉是中国文化的交汇点，屈原在附近行吟过，李白、崔灏在黄鹤楼上咏叹过，殷商的甲骨文就在隔壁展览，随州的曾侯乙编钟还依稀可辨，赤壁古战场的硝烟正在远去。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耕渔猎文明在这里交流，长江码头文化与楚汉市井文化在这里交融，中原文化、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在这里交锋，传统势力与革命力量在这里交战，中华文明与外来文化在这里论剑。这里是商家必争、兵家必争之地，政治必争、文化必争之地，必然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珞珈山则是这种文化的制高点和观景台。所以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陈独秀、辜鸿铭、竺可桢、李四光、闻一多、郁达夫、叶圣陶、郭沫若，甚至包括蒋介石等各路精英，都曾在武大登台亮相。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有9位湖北人、湖南人，其中有5位来自武汉大学，这是一个奇迹。这5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我们的老校长李达。今天，李达校长的深邃目光仍然从梅园半坡上那一片樟树林里出发，像火炬，照亮中国的道路和真理的方向。我想，探索真理的毅力与坚持真理的勇气，敢为天下先的实践胆识和决不盲从的理论品格，积极进步的人生追求和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应该是李达校长的精神内涵。这是我说的第三个人物。
接下来我想说说第四个人。我是在离开母校几年之后才回到老图书馆旁边拜谒闻一多先生的。那是一个残冬的下午，他安静得有些孤单，我惶惑得有点落寞。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对视，我感受到先生那学者的严谨、歌者的热情、战士的勇猛，感受到先生身上那李白的浪漫、杜甫的忧思、屈原的风骨、文天祥的悲歌，感受到先生那对唯美的追求、对高尚的赞美、对黑暗的抨击，以及对国难民灾的深重忧虑。先生的《七子之歌》不光让澳门人眼含热泪，也让每一位中华儿女无不动容。先生在反动势力面前，是刀；在侵略者面前，是枪，但先生毕竟只是一位先生、一位诗人，曾经的武大文学院院长，他迎着黑暗的枪口冲上去，但很瘦弱，只有一枝笔，和一副眼镜。他在《最后一次的演讲》中高呼完“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要胜利的”，便怆然倒下。敌人暗杀了他，他却用热血融化了那颗子弹。先生告诫我们说，“人家是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我想说，先生，您说得真好，做得更好。
从古代帝国梦到近代救国梦，从新中国的建国梦到改革开放的富国梦，再到今天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国梦，中国梦可谓一梦几千年。从张之洞总督到毛泽东主席，从李达校长到闻一多先生，他们都是中国梦的筑梦者、传承人。我想说，张之洞的精神、毛泽东的精神、李达的精神、闻一多的精神，加起来就是珞珈山精神，应该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校训的来源。这正是我在珞珈山的丛林中寻到的答案，是罗老师、石老师要我汇报的对武大的感受。
读历史书籍，每每看到“汉武帝”这三个字，总觉得这位开创了汉武盛世的伟大皇帝跟武汉、跟武汉大学有点儿什么关系，这种幻觉困扰了我好长时间。校门的牌坊上“国立武汉大学”六个字，从左往右读作“学大汉、武立国”，之所以被网上称为“中国最牛校门”，是因为它多少反映了中国人怀念汉武盛世、渴望富强的愿望，我认为，这个“武”不仅仅是武力的“武”，应该是武装的“武”，只有一个思想被力量武装、精神时刻在准备的民族才能强盛。后来，牌坊被移了地方，移走的是牌坊，移不走的是精神。关于武大的樱花，有人说侵华日军带来的，也有人说是后来周总理送的。我觉得不必纠缠，一个能够把伤口描绘成鲜花的民族是不会被打败的。这就是一种精神。
如果要给我今天的发言起一个题目的话，就叫“致新闻学院之三十而立”，院庆纪念的是历史，立的是精神。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学习，向大国学习、向强者学习、向敌人学习。
大家为什么喜欢看美国大片？我到过好莱坞的一些拍摄现场，美国人可以很热情地跟你展示他们空中飞人、飚车追逐、飞机撞地是怎样拍出来的，但决不会告诉你他想说明什么。好莱坞是世界上最大的意识形态大本营、价值观念大工厂、文化产品大超市，它的制造加创造、技术加艺术只为突出一个主题：美国精神，2009年1月奥巴马就职演说的核心就是“重塑美国精神。”我专门到过位于纽约哈德逊河丛林里的美国西点军校，这个学校的经典法则之一就是它的校训：Duty,Honor,Country,这实际上是美国精神的浓缩。其实，《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空军一号》、《阿甘正传》、《2012》这些灾难片、战争片、反恐片、励志片就已经告诉了你好莱坞的答案，那就是塑造美国精神、宣传美国价值观，美国文化的扩张让这个世界不太平，但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势。
日本是一个让中国人感情最复杂的国家，地理的邻近与心理的疏远、文化的渊源与价值的差异、历史的旧恨与现实的新仇、政治的较量与经贸的密切，让我们爱恨交织、仇大于亲。汉字圈文化、天皇文化、武士道文化、西方引进文化杂交出的日本精神之强、之硬、之冷、之变，让这个世界不舒服，但它支撑了日本的发展。
苏联精神曾让德国纳粹闻风丧胆， 1941年的秋天，莫斯科保卫战进入最残酷阶段，苏联红军在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斯大林说：“没有人，能够征服诞生了普希金、柴科夫斯基的民族”，高尔基笔下的母亲、卫国战争最著名的女英雄卓娅、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曾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下台，苏联精神灰飞烟灭。但今天的普京正在重建俄罗斯精神，他的雄心壮志让这个世界不敢小看。
这三个国家的精神，中国不能不面对。我们也是一个精神富有的国家，中国古代史上改造自然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完整统一的团结精神、不断探索的科学精神，中国近代史上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精神，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五四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民族复兴的圆梦精神等建设精神，既一脉相承，又各有精彩，都是中国精神的绚丽篇章。有人说，当今中国理想远去、信仰缺失、信念动摇、精神崩溃、道德沦丧，我不同意这种自暴自弃的窃窃私语，局部不等于全部，个体不等于整体，现象不代表本质，要看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思想道德建设的加强，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的率先垂范，中国社会正“多云转晴”。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制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中国速度，以南水北调、西气东出、三峡工程、高速高铁为代表的中国跨度，以天河计算机精确计算、天宫一号精准对接为标志的中国精度，中华文明和优秀文化所体现的中国厚度，以先进人物、道德模范为代表的中国温度，以航空母舰、歼十飞机、核潜艇为代表的中国强度，在国际舞台运筹帷幄的中国风度，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中国力度，这是中国梦的“十度空间”。它告诉我们，中国梦不是南柯一梦、不是空中楼阁，有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要靠中国精神来支撑。
新闻是政治的前沿、思想的阵地和文化的舞台，是国家的声音、社会的画面和民族的发言，是历史的引题导语、时代的新闻联播和未来的节目预告，新闻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使命。记者是一份很荣幸的职业，能参与和见证许多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是精神的引领者和灵魂的建设者，责任重于泰山。记者，应该是满腔热忱的歌唱者和训练有素的质疑者。如果缺乏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和热情，缺乏对新闻理想的坚守，我们的笔尖就没有温度；如果缺乏对事物本质与真相的探究，我们的笔下就没有力度，但这种观察必须真实、全面、准确、客观。温度，从心里出发，质疑，从眼睛开始。这是一种职业素养、一种社会责任、一种政治担当。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有幸组织和策划过神舟号系列发射任务、5·12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阅兵式、建党90周年等重大活动和事件的现场报道，组织过任长霞、许振超、吴仁宝、袁隆平等先进人物的采访，走过最惊险的滇藏线进入西藏，到过祖国的最南端、南海的曾母暗沙，去过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突发事件第一现场，每一次采访我感触最深的，是新闻背后一种凝结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人文精神。我在英国的威斯敏斯大学进门的墙上见过一份长长的名单，那是历次战争中阵亡学生的名字，他们改写了英国的历史，是这个学校的财富和荣光。珞珈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标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有武大的壮烈与荣光，也有长长的名单。我们不求名利，但求利民、为民。院以人立，人以神立，武大新闻学院的学生将是时代之翘楚、国家之栋材、民族之脊梁，理当高举起珞珈山精神的旗帜，加入中国精神的方阵，奋力前行。
（作者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杂志总编辑，本文是作者在新闻与传播学院30周年院庆大会上的讲话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供图：张锋 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