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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与彭金章伉俪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8-01-08 16:43  作者:  来源:  访问次数:

作者:刘畅

编者按:樊锦诗、彭金章伉俪,与武汉大学渊源颇深。自上个世纪起,武汉大学的专家们就与樊锦诗担任院长的敦煌研究院结缘。两院院士李德仁和妻子朱宜萱教授等人,设计并实施利用测绘遥感技术,对敦煌莫高窟进行数字复原再造,让文化遗产在数字中永生。这种合作一直延续至今,2017年11月13日,我校与敦煌研究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彭金章教授于1963年至1986年在武大历史系任教,创办考古专业,任历史系副主任兼考古教研室主任。1986年调敦煌研究院工作,负责莫高窟北区的考古课题,2017年7月29日中午逝世,享年81岁。现转载一篇旧文,向樊锦诗、彭金章伉俪朴素深远的爱致以深深的敬意。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1938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她从25岁扎根敦煌,潜心敦煌文物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50余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她也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敦煌守护神”。

彭金章:从同窗到伴侣,与樊锦诗相伴一生。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后也来到敦煌,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建功卓著。

▲从校园到沙漠,1960年代的爱情

2014年3月4日,刚刚获得全国妇联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的75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又在北京代表她和她的丈夫彭金章,领回了由婚姻与家庭杂志社颁发的“和谐家庭·幸福榜样”奖牌。

颁奖典礼结束后,她特意给身在敦煌的老伴儿打了个电话:“老彭啊,奖牌我替你领回来了,上面写着:樊锦诗、彭金章当选第三届‘和谐家庭·幸福榜样’。”电话那头,老彭呵呵地笑个不停。

尽管在事业上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可是家庭类奖项,老夫妇俩还是第一次得到。樊锦诗惯常听到的都是人们说她“只顾事业不顾家”,谁能理解一对为了国家需要两地生活长达19年的夫妻之间的爱情呢?


没有誓言的校园爱情

1958年,身材娇小的20岁姑娘樊锦诗,从上海考入北大。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自己的主意,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入学不久,她就闹了几次笑话:洗的衣服忘了收,几天之后不翼而飞;过了不久,竟连被子也找不到了——生活用品七七八八被她丢了个差不多。父亲给她写信:再丢就该把你自己给丢了吧。上海的家里一直有保姆,从小,生活上事事有人操心,她当然就变“笨”了。离家求学这一年,她才开始学习钉扣子、补衣服,照顾自己。

大学时代的樊锦诗,最喜欢的是图书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叫彭金章的男同学总是会比她早到,并且在身边给她占一个位子。并不被校方提倡的学生爱情,就从这默默无言的关心中开始了。

樊锦诗总习惯在手腕上系一块毛巾手绢,彭金章看在眼里,就送给她一块更好看的,绣有红的、黄的、绿的小点点的毛巾手绢。可他不知道,送毛巾手绢是对的,但是樊锦诗并不喜欢花花绿绿的小点点。然而她没吭气,收下了。他又把他认为最好吃的家乡吃食带给她—其实并不合这江南姑娘的口味,可是她也没说,开心地尝尝,吃掉了。她看到了这个男孩子的心。

彭金章生长在河北农村,为人淳朴实在。他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很习惯细致地关怀、照顾人,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不具备的。从年轻的时候起,彭金章就被同学、同事称作“老彭”,因为他见人总是笑呵呵的,跟谁都能打成一片。樊锦诗呢,却始终被人唤作“小樊”,这称呼直到她年纪大了人家才不叫了。

“小樊”说,她对“老彭”的感觉,从始至终没有变过,就是两个字——可信。虽然同时期也有别的男同学追求她,但她没想过和老彭以外的人好。虽然生长在条件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樊锦诗身上却没有一点大小姐的挑剔和娇气,相反,她不喜欢甜言蜜语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不谋而合,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


走进敦煌的少女

如果说,除了老彭以外,樊锦诗还把自己的心交给过什么人,那这“人”就是敦煌。人们经常质疑樊锦诗这辈子为了敦煌,薄待了老彭,樊锦诗却说,她和敦煌的爱恋,离不开老彭的支持和奉献。

受爱好艺术的父亲影响,樊锦诗从小喜欢徜徉在博物馆、美术馆,陶醉于历史文化之美,于是很自然地知道了敦煌,并对这个艺术宝库充满神往。

1962年,24岁的她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因实习来到敦煌。当中学课文和美术展览中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

然而,与洞内的神仙世界、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的生活苦恶异常。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与世隔绝,渺无人烟。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一、第二代敦煌人,都居住在破庙泥屋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的是白面条,配菜是一碟盐、一碟醋。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看的报纸都是10天以前的。每天,樊锦诗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进洞去做研究。城市里的人根本没见过那种梯子—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因为害怕蜈蚣梯,樊锦诗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整个实习期,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怎么洗都是黏黏的。多年后她才知道,那是敦煌水质不好的缘故。

樊锦诗从小体弱多病,因为水土不服,她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了。满足了探秘敦煌的好奇心,这个城市姑娘也没想过再回去。何况,城市里还有一直默默关心着她的恋人彭金章。

时间到了196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面临毕业分配。听说敦煌写信来和北大要人,名单里有到敦煌实习过的樊锦诗。父亲从上海写信来向学校“求情”,樊锦诗却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那一年,国家正在提倡学雷锋,樊锦诗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她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单纯得近乎“傻”的想法,让她的命运一辈子和敦煌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老彭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服从分配”也是他们心照不宣的一致选择。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过一句信誓旦旦、可歌可泣的话,即便在面临天各一方的时候也没有。各自奔向“祖国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学校里一样默默关怀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信中没有“你侬我侬”,只是互相告诉对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至多最后互道一声问候、珍重。当武汉大学的同事张罗着给彭金章介绍对象的时候,这个大龄男青年总表现得不积极。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有个长期通信的女同学。看到信封上的“敦煌”二字,同事们取笑老彭:“原来是个‘飞天’呢!”


旷日持久的分居拉锯战

再入敦煌,为了梳洗方便,樊锦诗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从那时起,她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她虽是年轻女儿身,却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可是,这样的牺牲换来的,并不是顺利地投身学术研究——1963年起,“四清”接着“文革”,不论敦煌还是武汉,“运动”和“斗争”成为全国人民生活的主题。

1967年元月,樊锦诗在“文革”大串联中来到武汉,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是长达19年的分离。期间,每隔一两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团聚。这样的两地夫妻,在那时并不鲜见。被国家和社会命运裹挟着的人们,个人情感只能像涓涓细流,被消音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中。

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敦煌条件艰苦,原本怀孕后,她一直申请到武汉待产,可是请求得不到批准。生产之前,樊锦诗还在地里参加劳动摘棉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那时,从武汉到敦煌要去郑州转车,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下了火车还要转汽车……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心头。彭金章看到,他们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有。

武汉三天两头来电报,催促彭金章回去参加“运动”。彭金章不放心妻子,一拖再拖,可是,仍没等到孩子满月,就不得不折回武汉。樊锦诗没出月子,就得到冰凉的河里提水,一个人照顾婴儿。56天的产假结束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跌落。每天上工,她都提心吊胆。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那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如果静悄悄的,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下班回来,她总是先把门推开一道缝,看看孩子还在不在。

一次,孩子从门缝里看到妈妈,呵呵地笑——樊锦诗推开门才发现,孩子拉了一床。“你这个坏东西,还笑哟。”她逗儿子。只要孩子没事,就值得笑。可是有一天,孩子从床上掉下地来。樊锦诗下班回来的时候,孩子正坐在滚烫的炉子边上哭,满脸都是煤渣。儿子每天都处在潜在的危险中,做母亲的却无计可施。坚持到孩子1岁半,她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

孩子走后,樊锦诗日思夜想,只能靠写信和寄钱传递母爱。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孩子的姑姑无法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这样,彭金章成了一个人带孩子的“超级奶爸”。他又要讲课,又要出差。平时,父子俩吃食堂,出差时,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照看。

与此同时,他们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因为农村闭塞,又寄人篱下,孩子变得沉默寡言。樊锦诗决定把孩子领回来。刚领回来的时候,孩子跟妈妈说话都显得怯怯的,途经北京,看抽水马桶都新鲜。多年来,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大儿子,樊锦诗想,不能再把老二也压给他。就这样,小儿子和樊锦诗来到敦煌。

身边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樊锦诗感到很愉快。在空旷的敦煌莫高窟,在妈妈身边,孩子日渐开朗起来。樊锦诗也想尽量“助长”儿子的快乐。有时候,在太阳底下给孩子晒一盆洗澡水,孩子能边洗边玩儿上两个小时;有时候,小家伙偷懒没有洗澡,带着满身的沙子就上了床,樊锦诗也并不斥责。她教儿子认字、数数,孩子很快就能数到1000。小屋里总能听到母子俩的笑声。

可是,莫高窟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孩子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研究院找了个高中生给子弟开复合班,多个年级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写着一年级的作业,听着四年级的课文,孩子总是无法专心。晚上回来,孩子问妈妈“为什么2减1等于1?”樊锦诗很纳闷,这还不简单吗?她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拿两根火柴给孩子演示,拿走一根,还剩几根?孩子一下明白了妈妈的讲解。过了些天,孩子又问妈妈:“36除以6等于多少?”樊锦诗奇怪,难道老师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教吗?孩子的作业经常出现白字,还说“老师就是这样讲的”。她越来越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孩子的教育要被毁了。

无奈之下,延续了两年的母子生活又被迫中断,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樊锦诗的老家上海上学。孩子非常想念敦煌,他记得从敦煌来上海乘的是火车,他以为找到铁路就能找到敦煌,找到妈妈—就这样,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尽管最后找了回来,但上海的家人一定要樊锦诗和彭金章把儿子领走——谁都不愿这样骇人的事情再发生。敦煌不行,就只有武汉——这一次,又是老彭挺身而出,没有一点埋怨地把小儿子接到身边,默默承担起照顾两个调皮男孩的责任。


相聚是最好的时光

一方面,樊锦诗多次请调到武汉工作,都得不到批准;一方面,年深日久,她对敦煌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运动”搞了那么些年,她总觉得,来到敦煌还没有真正做点业务,就这样走了,对不起筚路蓝缕开创敦煌事业的前辈,也对不起自己。一边是对敦煌的责任,一边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惦念,团聚的事就在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

对于这个聚少离多的四口之家来说,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就是短暂的相见。樊锦诗到武汉探亲时,一家人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四口人同睡一张床,小方凳上铺块木板就是饭桌——可是只要能团聚,这又怎么算得苦呢?探亲假里,她可以好好看看温厚的丈夫、淘气的儿子,给他们做几顿像样的饭菜,也让老彭多享受几天有妻子操持家务的轻松。

樊锦诗清楚地记得,每次她到武汉探亲,孩子就养胖一些,她一走,孩子很快又会瘦。因为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两个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大儿子当时成绩糟糕,已经面临考不上大学。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局面,1986年,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时,他已经快50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多么大的事业牺牲!彭金章没有对妻子说过一句勉强的话、抱怨的话、委屈的话,他对妻子的理解和包容,总是化入无言的行动。

来到敦煌的彭金章,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一直被学界轻视的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为世界瞩目。

向往团聚的一家四口,其实至今没有真正团聚。举家来到甘肃后,两个孩子在兰州读书,樊锦诗夫妇在1100公里外的敦煌工作,探望孩子还需要乘1天1夜的火车。后来孩子大了,或出国或工作,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开始满世界出差。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场大病,自此专心在家休养;而如今75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敦煌工作。她和老伴儿相互扶持,走过了一辈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至今,他们也不会频繁地打电话,或者对对方说一句“不舍”“相思”。她会在每一次火车开动或飞机降落的时候,给老伴儿报个平安,他会在她回到家里的时候把饭菜做好,无论他什么时候问,她都说“好吃”。

这就是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无言之爱,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爱的方式。为了一句学雷锋活动上的宣誓,将自己从城市放逐到荒烟大漠⋯⋯樊锦诗说,可喜的是现在的敦煌人不必再承受那样的苦楚,敦煌,已经是一座灯光辉煌的美丽城市。

▲彭金章、樊锦诗夫妇难得的同游

(原载《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2014年5月刊,原题《“敦煌女儿”樊锦诗:一场不可复制的爱恋》 本网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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