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畅
编者按：樊锦诗、彭金章伉俪，与武汉大学渊源颇深。自上个世纪起，武汉大学的专家们就与樊锦诗担任院长的敦煌研究院结缘。两院院士李德仁和妻子朱宜萱教授等人，设计并实施利用测绘遥感技术，对敦煌莫高窟进行数字复原再造，让文化遗产在数字中永生。这种合作一直延续至今，2017年11月13日，我校与敦煌研究院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彭金章教授于1963年至1986年在武大历史系任教，创办考古专业，任历史系副主任兼考古教研室主任。1986年调敦煌研究院工作，负责莫高窟北区的考古课题，2017年7月29日中午逝世，享年81岁。现转载一篇旧文，向樊锦诗、彭金章伉俪朴素深远的爱致以深深的敬意。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院长，1938年出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她从25岁扎根敦煌，潜心敦煌文物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50余年，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她也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敦煌守护神”。
彭金章：从同窗到伴侣，与樊锦诗相伴一生。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创建者，后也来到敦煌，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中建功卓著。
▲从校园到沙漠，1960年代的爱情
2014年3月4日，刚刚获得全国妇联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的75岁高龄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又在北京代表她和她的丈夫彭金章，领回了由婚姻与家庭杂志社颁发的“和谐家庭·幸福榜样”奖牌。
颁奖典礼结束后，她特意给身在敦煌的老伴儿打了个电话：“老彭啊，奖牌我替你领回来了，上面写着：樊锦诗、彭金章当选第三届‘和谐家庭·幸福榜样’。”电话那头，老彭呵呵地笑个不停。
尽管在事业上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可是家庭类奖项，老夫妇俩还是第一次得到。樊锦诗惯常听到的都是人们说她“只顾事业不顾家”，谁能理解一对为了国家需要两地生活长达19年的夫妻之间的爱情呢？
没有誓言的校园爱情
1958年，身材娇小的20岁姑娘樊锦诗，从上海考入北大。她不爱说话却事事有自己的主意，诚实单纯又有点孩子气。入学不久，她就闹了几次笑话：洗的衣服忘了收，几天之后不翼而飞；过了不久，竟连被子也找不到了——生活用品七七八八被她丢了个差不多。父亲给她写信：再丢就该把你自己给丢了吧。上海的家里一直有保姆，从小，生活上事事有人操心，她当然就变“笨”了。离家求学这一年，她才开始学习钉扣子、补衣服，照顾自己。
大学时代的樊锦诗，最喜欢的是图书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叫彭金章的男同学总是会比她早到，并且在身边给她占一个位子。并不被校方提倡的学生爱情，就从这默默无言的关心中开始了。
樊锦诗总习惯在手腕上系一块毛巾手绢，彭金章看在眼里，就送给她一块更好看的，绣有红的、黄的、绿的小点点的毛巾手绢。可他不知道，送毛巾手绢是对的，但是樊锦诗并不喜欢花花绿绿的小点点。然而她没吭气，收下了。他又把他认为最好吃的家乡吃食带给她—其实并不合这江南姑娘的口味，可是她也没说，开心地尝尝，吃掉了。她看到了这个男孩子的心。
彭金章生长在河北农村，为人淳朴实在。他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很习惯细致地关怀、照顾人，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不具备的。从年轻的时候起，彭金章就被同学、同事称作“老彭”，因为他见人总是笑呵呵的，跟谁都能打成一片。樊锦诗呢，却始终被人唤作“小樊”，这称呼直到她年纪大了人家才不叫了。
“小樊”说，她对“老彭”的感觉，从始至终没有变过，就是两个字——可信。虽然同时期也有别的男同学追求她，但她没想过和老彭以外的人好。虽然生长在条件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樊锦诗身上却没有一点大小姐的挑剔和娇气，相反，她不喜欢甜言蜜语和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她的简单和彭金章的质朴不谋而合，他们的爱情心照不宣。
走进敦煌的少女
如果说，除了老彭以外，樊锦诗还把自己的心交给过什么人，那这“人”就是敦煌。人们经常质疑樊锦诗这辈子为了敦煌，薄待了老彭，樊锦诗却说，她和敦煌的爱恋，离不开老彭的支持和奉献。
受爱好艺术的父亲影响，樊锦诗从小喜欢徜徉在博物馆、美术馆，陶醉于历史文化之美，于是很自然地知道了敦煌，并对这个艺术宝库充满神往。
1962年，24岁的她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因实习来到敦煌。当中学课文和美术展览中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
然而，与洞内的神仙世界、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的生活苦恶异常。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与世隔绝，渺无人烟。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一、第二代敦煌人，都居住在破庙泥屋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的是白面条，配菜是一碟盐、一碟醋。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看的报纸都是10天以前的。每天，樊锦诗要跟先生们爬蜈蚣梯进洞去做研究。城市里的人根本没见过那种梯子—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因为害怕蜈蚣梯，樊锦诗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整个实习期，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怎么洗都是黏黏的。多年后她才知道，那是敦煌水质不好的缘故。
樊锦诗从小体弱多病，因为水土不服，她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了。满足了探秘敦煌的好奇心，这个城市姑娘也没想过再回去。何况，城市里还有一直默默关心着她的恋人彭金章。
时间到了196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面临毕业分配。听说敦煌写信来和北大要人，名单里有到敦煌实习过的樊锦诗。父亲从上海写信来向学校“求情”，樊锦诗却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那一年，国家正在提倡学雷锋，樊锦诗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她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就是这么一个单纯得近乎“傻”的想法，让她的命运一辈子和敦煌连在了一起。与此同时，老彭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服从分配”也是他们心照不宣的一致选择。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爱情里没有过一句信誓旦旦、可歌可泣的话，即便在面临天各一方的时候也没有。各自奔向“祖国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学校里一样默默关怀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信中没有“你侬我侬”，只是互相告诉对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至多最后互道一声问候、珍重。当武汉大学的同事张罗着给彭金章介绍对象的时候，这个大龄男青年总表现得不积极。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有个长期通信的女同学。看到信封上的“敦煌”二字，同事们取笑老彭：“原来是个‘飞天’呢！”
旷日持久的分居拉锯战
再入敦煌，为了梳洗方便，樊锦诗干脆剪了个极短的运动员头，从那时起，她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她虽是年轻女儿身，却过起了苦行僧的生活。可是，这样的牺牲换来的，并不是顺利地投身学术研究——1963年起，“四清”接着“文革”，不论敦煌还是武汉，“运动”和“斗争”成为全国人民生活的主题。
1967年元月，樊锦诗在“文革”大串联中来到武汉，与彭金章在武汉大学的宿舍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是长达19年的分离。期间，每隔一两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团聚。这样的两地夫妻，在那时并不鲜见。被国家和社会命运裹挟着的人们，个人情感只能像涓涓细流，被消音在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中。
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敦煌条件艰苦，原本怀孕后，她一直申请到武汉待产，可是请求得不到批准。生产之前，樊锦诗还在地里参加劳动摘棉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那时，从武汉到敦煌要去郑州转车，从郑州到敦煌还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下了火车还要转汽车……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心头。彭金章看到，他们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有。
武汉三天两头来电报，催促彭金章回去参加“运动”。彭金章不放心妻子，一拖再拖，可是，仍没等到孩子满月，就不得不折回武汉。樊锦诗没出月子，就得到冰凉的河里提水，一个人照顾婴儿。56天的产假结束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孩子一天天长大，蜡烛包渐渐捆不住了，她又把被子叠放在床沿，防止孩子跌落。每天上工，她都提心吊胆。如果下班走到门口，听到孩子在哭，那反而是好兆头，说明孩子安全；如果静悄悄的，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下班回来，她总是先把门推开一道缝，看看孩子还在不在。
一次，孩子从门缝里看到妈妈，呵呵地笑——樊锦诗推开门才发现，孩子拉了一床。“你这个坏东西，还笑哟。”她逗儿子。只要孩子没事，就值得笑。可是有一天，孩子从床上掉下地来。樊锦诗下班回来的时候，孩子正坐在滚烫的炉子边上哭，满脸都是煤渣。儿子每天都处在潜在的危险中，做母亲的却无计可施。坚持到孩子1岁半，她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
孩子走后，樊锦诗日思夜想，只能靠写信和寄钱传递母爱。1973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孩子的姑姑无法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重担，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这样，彭金章成了一个人带孩子的“超级奶爸”。他又要讲课，又要出差。平时，父子俩吃食堂，出差时，就只好把儿子交给同事照看。
与此同时，他们的小儿子在河北长到5岁，因为农村闭塞，又寄人篱下，孩子变得沉默寡言。樊锦诗决定把孩子领回来。刚领回来的时候，孩子跟妈妈说话都显得怯怯的，途经北京，看抽水马桶都新鲜。多年来，彭金章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大儿子，樊锦诗想，不能再把老二也压给他。就这样，小儿子和樊锦诗来到敦煌。
身边有了日夜思念的孩子，樊锦诗感到很愉快。在空旷的敦煌莫高窟，在妈妈身边，孩子日渐开朗起来。樊锦诗也想尽量“助长”儿子的快乐。有时候，在太阳底下给孩子晒一盆洗澡水，孩子能边洗边玩儿上两个小时；有时候，小家伙偷懒没有洗澡，带着满身的沙子就上了床，樊锦诗也并不斥责。她教儿子认字、数数，孩子很快就能数到1000。小屋里总能听到母子俩的笑声。
可是，莫高窟离敦煌市还有25公里，孩子无法接受正规的教育。研究院找了个高中生给子弟开复合班，多个年级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写着一年级的作业，听着四年级的课文，孩子总是无法专心。晚上回来，孩子问妈妈“为什么2减1等于1？”樊锦诗很纳闷，这还不简单吗？她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拿两根火柴给孩子演示，拿走一根，还剩几根？孩子一下明白了妈妈的讲解。过了些天，孩子又问妈妈：“36除以6等于多少？”樊锦诗奇怪，难道老师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教吗？孩子的作业经常出现白字，还说“老师就是这样讲的”。她越来越感到，这样下去不行，孩子的教育要被毁了。
无奈之下，延续了两年的母子生活又被迫中断，小儿子7岁那年，被送到樊锦诗的老家上海上学。孩子非常想念敦煌，他记得从敦煌来上海乘的是火车，他以为找到铁路就能找到敦煌，找到妈妈—就这样，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尽管最后找了回来，但上海的家人一定要樊锦诗和彭金章把儿子领走——谁都不愿这样骇人的事情再发生。敦煌不行，就只有武汉——这一次，又是老彭挺身而出，没有一点埋怨地把小儿子接到身边，默默承担起照顾两个调皮男孩的责任。
相聚是最好的时光
一方面，樊锦诗多次请调到武汉工作，都得不到批准；一方面，年深日久，她对敦煌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运动”搞了那么些年，她总觉得，来到敦煌还没有真正做点业务，就这样走了，对不起筚路蓝缕开创敦煌事业的前辈，也对不起自己。一边是对敦煌的责任，一边是对丈夫和儿子的惦念，团聚的事就在矛盾和困阻中一拖再拖。
对于这个聚少离多的四口之家来说，最奢侈也最美好的事，就是短暂的相见。樊锦诗到武汉探亲时，一家人住在10平方米的宿舍里，四口人同睡一张床，小方凳上铺块木板就是饭桌——可是只要能团聚，这又怎么算得苦呢？探亲假里，她可以好好看看温厚的丈夫、淘气的儿子，给他们做几顿像样的饭菜，也让老彭多享受几天有妻子操持家务的轻松。
樊锦诗清楚地记得，每次她到武汉探亲，孩子就养胖一些，她一走，孩子很快又会瘦。因为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两个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大儿子当时成绩糟糕，已经面临考不上大学。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局面，1986年，又是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时，他已经快50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多么大的事业牺牲！彭金章没有对妻子说过一句勉强的话、抱怨的话、委屈的话，他对妻子的理解和包容，总是化入无言的行动。
来到敦煌的彭金章，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一直被学界轻视的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为世界瞩目。
向往团聚的一家四口，其实至今没有真正团聚。举家来到甘肃后，两个孩子在兰州读书，樊锦诗夫妇在1100公里外的敦煌工作，探望孩子还需要乘1天1夜的火车。后来孩子大了，或出国或工作，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开始满世界出差。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场大病，自此专心在家休养；而如今75岁高龄的樊锦诗还在为敦煌工作。她和老伴儿相互扶持，走过了一辈子，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至今，他们也不会频繁地打电话，或者对对方说一句“不舍”“相思”。她会在每一次火车开动或飞机降落的时候，给老伴儿报个平安，他会在她回到家里的时候把饭菜做好，无论他什么时候问，她都说“好吃”。
这就是樊锦诗和彭金章之间跨越半个世纪的无言之爱，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爱的方式。为了一句学雷锋活动上的宣誓，将自己从城市放逐到荒烟大漠⋯⋯樊锦诗说，可喜的是现在的敦煌人不必再承受那样的苦楚，敦煌，已经是一座灯光辉煌的美丽城市。
▲彭金章、樊锦诗夫妇难得的同游
（原载《婚姻与家庭：社会纪实》2014年5月刊，原题《“敦煌女儿”樊锦诗：一场不可复制的爱恋》 本网编辑：肖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