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萌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极具人文情怀的诗人。他出身湖南湘潭，却对湖北武汉具有颇深的情缘。近代以来，武汉作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镇，始终以独特气概屹立时代潮流，孙中山曾在《实业计划》中给予武汉极高评价，称其“实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毛泽东对武汉的感情，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与国家长远战略的角度而出发的。
武汉，既是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起点，也是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点。1927年，对于中国革命道路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年2月，针对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在武汉完成了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文中鲜明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随后，毛泽东在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学员驰援麻城，平息当地反农会暴乱，为推动农民武装力量的兴起进行初步实践。不久，国民革命形势急转而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在这次决定党的命运的重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指明中国革命走向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基本方向。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一条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武汉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四十余次到访武汉，凸显这座城市在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性。从毛泽东个人的活动轨迹来看，建国后他在汉居住的时间，仅次于北京、杭州。每次到访武汉，毛泽东都有重大活动，或做出重大结论、决策。在武汉期间，毛泽东通过考察工厂、学校、车站、市场了解国计民生，倾听民众心声。他曾到武汉大学参观校办工厂，称赞半工半读的学生，勉励青年人要有志气；他亲眼看到武汉钢铁公司一号炉的出铁，指示要将武钢逐步办成一所综合型的联合企业。
武汉洋溢的革命气质与毛泽东的精神世界高度契合，楚文化的浪漫主义体现于他的诗词之中。毛泽东留下关于武汉的诗词，蕴含他对中国道路的思量与畅想。1927年春，毛泽东预料国民革命必将走向失败，在《菩萨蛮·黄鹤楼》中抒发忧思：“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首诗词将革命风暴中激荡的世相与他个人矢志革命的抱负融为一体，呈现出一个革命者广阔雄浑、深沉有力的思想境界。而1956年6月所作的《水调歌头·游泳》则气势更为磅礴。建国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高度给予武汉极大支持，在编制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武汉被确定为重点建设城市。苏联援华的156个重大项目中，有7项安排在武汉，其中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最受瞩目，“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道出共产党人奋发有为、气吞山河的豪情壮志；在视察长江沿线时，毛泽东曾提出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彻底根治长江水患的构想，“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这一构想的诗化表达。毛泽东通过畅游长江，展现强健体魄与坚强意志，他的“游泳”蕴藏了斗争的哲学，“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启示共产党人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对于所坚持的道路都要有战略定力与制度自信。
武汉在毛泽东心中具有沉重的分量。他对武汉的“厚爱”，立足于中国国情，服务于天下苍生。武汉的景致与人文，承载了他“歌以咏志”的浪漫情怀，也寄托了他对建设富强中国的深邃思考。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无数共产党人将热情与情怀根植于中国的土壤，筚路蓝缕、自强不息，奋勇前进于惊涛骇浪的洗礼之中。真正的共产党人深爱他成长、工作、奋斗的祖国大地，以人民的利益为行动的根本，力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回顾一年之前，新冠疫情突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无数共产党员驰援武汉，斯城有幸，为天下厚爱，原有由也。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八七会议会址，图片来源：网络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慷慨陈词，图片来源：网络
武汉长江大桥，图片来源：网络
1953年2月，毛泽东与武汉蛇山游客在一起，图片来源：《毛泽东在武汉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李健），《武汉文史资料》2014年第4期
1958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大学硅胶厂与师生亲切交谈，图片来源：《毛泽东在武汉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李健），《武汉文史资料》2014年第4期
（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