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上飙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日渐深重,武汉大学的老师们与国人一道,为挽救民族危亡鼓与呼。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和宣传呼吁,让国人警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通过捐款捐物和献计献策,为抗战救国奋力做贡献。
催醒国人 警惕日寇
自从日本侵入东北后,武汉大学一大批教师加强对日本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郭斌佳在《日俄战争》一文中,揭露了日俄在中国东北争夺的过程、目的及意图。
历史系汪贻荪教授在1936年出版了《日本史》一书,对日本的地理位置、民族起源、发展过程等进行阐述,目的是让国人对日本有更多的了解。
除此之外,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学校还出版了《国家总动员》一书。该书从政治、军事、经济动员及防御方法等方面进行阐述,旨在加强认识,为对敌一战切实做好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教师们利用星期一总理纪念周的演讲,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大肆揭露,警醒国人,对于帮助国人客观清晰地判断战争局势,鼓舞同仇敌忾之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1年11月,时任文学院院长陈通伯教授作了《实力的准备》的报告,呼吁国人振奋精神,要求政府充实实力。同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对日问题剖析》的报告,他希望通过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来阻止日本的侵略,他要求青年要有抗战的决心,要做抗战的多方面准备。12月,时昭瀛教授又作了《东省事变之史的解释》的报告,追溯事变的历史过程。
1932年3月,时任教务长王星拱教授作了《国人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的报告、工学院院长邵逸周教授作了《国防军需的准备》的报告。4月,周鲠生教授发表了《国联调查委员团与国联大会委员会》的演讲,皮宗石教授作了《关于国难会议的报告》。5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国际裁军会议》的报告;10月,他又作了《东省事件之国际形势》的报告。11月,吴其昌教授作了《治学的态度和救国的态度》的报告,他表示,现在是“同舟共济”,要共赴国难抗日。
1933年1月,时任校长王世杰教授发表演讲,通报了山海关热河的战争形势,提出了全校教职员工对国难及学校工作的态度。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东省事件的新形势》的报告,他指出,现在到了很严重的关头。4月,韦润珊教授作了《从地理观点上谈谈东北四省》的报告。5月,查啸仙教授作了《国耻与我们的责任》的报告,报告指出,迈步前进,百折不回,这是全国中人人的责任,尤其是我们大学师生的责任。10月,周鲠生教授再次发表了《外交与国防》的报告,他表示,对于国防要有整个的国防政策,要有永久的国防计划。11月,郭斌佳教授作了《现今满洲问题之核心》的报告、查谦教授作了《国防与科学》的报告。
1934年4月,刘異教授作了《世界战争的动力与趋势》的报告。6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对日外交》的报告。1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中国与国际联盟》的报告。
1935年3月周鲠生教授作了《欧洲政局与远东和平》的报告。5月,郭斌佳教授作了《从日美考察团说起》的报告。11月,吴其昌教授作了《历史上国难的教训》的报告,报告指出,历史的教训要记心头;要肃清汉奸;要团结内部;要自力更生;要统一意志;要决心牺牲;要彻底认识全民族的伟力;要坚决自信全民族复兴的成功。
1936年3月,谭声乙教授作了《原动力与国力》的报告。4月,杨端六教授作了《战时经济的特征》的报告。5月,叶峤教授作了《毒气作战与团体防御》的报告、余炽昌教授作了《为适应战时的运输——铁路上应有的准备》的报告,陶延桥教授作了《活性炭》的报告。10月,普煦㑸教授作了《国难与教育》的报告。12月,周鲠生教授作了《中日问题外交史之一页》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外交应多方面并举,尤其是侧面交涉,不能完全依靠国联或其他一国的政府,中国应随时随地实行抵抗外力的侵略。
1937年3月,周鲠生教授作了《外交之检论》的报告,10月作了《对日抗战中之外交》的报告,他认为,政府对于抗战最近是在积极的准备,卢沟桥事件就是政府积极准备的结果,抗战如果坚持半年以上,将会出现有利战局。10月,伍启元教授作了《非常时期的中国财政》的报告,范寿康教授作了《关于这一次的抗战》的报告。11月,钟兆璿教授作了《抗战期中之对外贸易》的报告,王星拱校长作了《抗战与教育》的报告。
捐钱献物 抵制日货
1932年1月,为了支持马占山在东北的抗战,学校发起了募捐活动,师生共捐款国币2663.35元。其中部分教师捐款细目如下:
王世杰、杨端六、袁昌英、苏雪林100元;
周谦冲、王星拱80元;
陈剑脩、陈源、皮宗石、周鲠生、邵逸周60元;
时昭瀛、陈登恪、梁明致、张其浚50元。
1936年11月,为了慰劳绥远将士的抗战,学校教职工及学生救国会,发起了捐款活动。全体教职员工又捐集国币2000元,通过汇寄交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收转。学校还推派叶雅各、董审宜两位先生于23日启程到达北平,于24日由北平前往绥远慰问。
1937年11月,据国立武汉大学战将服务干事会的统计,当时的捐赠情况如下:
1937年7月,教职员7月薪俸捐赠2%,计855.91元;
1937年8月,因造飞机,教职员8月薪俸捐赠,计2016.36元;
1937年9月,因造飞机,教职员9月薪俸捐赠,计993.34元;
同时,袁昌英教授捐款500元,格拉塞教授捐款50元,缮印股工友捐款20元,
张有桐
教授捐胡芹生先生太夫人寿礼剩余款11.1元。
在献物的活动中,苏雪林、袁昌英两位珞珈山女杰最为典型。抗战一开始,苏雪林便将自己的薪金、版税和稿费拿了出来,购买了五十两黄金,悉数捐献出来,以至于她在乐山时期生活十分地艰辛,不得不靠种菜、栽瓜来补贴生计。袁昌英十分惦记东北义勇军将士们,曾缝制棉衣千套以表慰问。
1932年3月,她给胡适先生写信,请求把棉衣转送给战士们。她说:“现在我们有一件事要请求你帮助。武大东省事件委员会虽然几次募集捐款汇寄北方,总觉得未尽天职,所以最近又赶做棉背心一千件,接济我们的义勇军。数虽很少,却是出自我们几十个人亲手裁缝,无非表达我们一点热忱而已。请求你的是:亲自替我们在北平打听一个寄交的处所。我希望这一点儿棉衣,不至随便落在不相干的人手里。”
1933年3月,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发布通告,公布了学校女教职工和教职工女家属亲手缝制的衣服的情况。缝制棉背心1016件,购买毛巾1200条。具体捐赠如下:
王世杰夫人、张西堂夫人各20件;袁昌英教授22件;王抚五夫人15件;周鲠生夫人12件;
郭泽五夫人、刘正经夫人,汤璪真夫人、丁燮和夫人、皮皓白夫人、吴学义夫人11件;
文斗夫人、涂芙初夫人、吴其昌夫人、时昭瀛夫人、陈登恪夫人、谭戒甫夫人、管公度夫人、萧君绛夫人、萧文烂夫人、胡元义夫人、胡稼胎夫人、陈尧臣夫人、张镜澄夫人、陈鼎铭夫人、吴南薰夫人、万卓恒太夫人、张运生夫人、苏雪林教授等各10件;
李丰、倪慎仪、詹道湘、萧和玉、刘源、游本徽、饶禧林、阮学尹、杨令娴、周家曼、严思纹、曾宪华、何萃华、余锳、万叔寅、陆维亚等女士各12件;
吴维清夫人、张百高夫人、查啸仙夫人、蒋思道夫人、李儒勉夫人、陈伯通夫人、刘南陔夫人、叶雅各夫人、葛旌文夫人、钟心煊夫人、邵逸周夫人等各5件;
解春廷成衣店20件;
雇工40件。
收到学校寄来的棉衣、毛巾后,前方的将士十分感激。1933年4月8日,宋哲元将军给学校来电,表示感谢。
武汉大学公鉴:敬启者,暴日自陷我东北愈肆猖獗,固为全国所痛愤,实亦军人之大耻,此次喜峰口罗文塔各战役,赖各方之指导,民众之援助,官兵奋不顾身得以小挫敌锋,迺承远劳慰问厚惠宠颁,拜领之馀,愈滋感怀,顽寇未除,枕戈时惕,惟有矢志歼敌,用副期许,专此鸣谢!敬送台祺。
4月12日,孙魁元将军也来电,表示感谢。
武昌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公鉴:刻由后援会转来贵会,惠赠棉背心300件,毛巾400条。敬领之下,感愤交集。魁元忝膺师干,志在党国,虽喋雪冰天、横刀荒漠,誓死奋斗,迭挫强锋。然未捣黄龙,寝馈难安,努力杀敌,以副雅意,除将收据掣经后援会转交外,谨电鸣谢,仍吩箴言。41军军长孙魁元,叩文。
1937年10月,学校教职员家属,将手工制作的卫生包4600个,转往前方。赶制棉被520条,送交后方医院。
1937年11月,国立武汉大学战将服务干事会捐助各军事机关一批物品,分别向军政部陆军第5医院、军政部陆军第15医院、武汉行营军医处捐助棉被200、200、350床,向南京军委会捐助卫生包4600个。
与此同时,学校教职员全体同人,除按月造飞机捐款额数,扣缴捐款,赶制棉被550床,布鞋2000双外,在9、10月份由私人自动捐款,订购草席2000床,及其他毛巾袜子等件,先后送各伤兵医院应用。
1932年9月17日,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发出启示,号召大家起来抵制日货。启示写道:自从1931年“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武力侵占东三省以来,已及一年之久,现在东三省虽在义勇军抵死奋斗之下,日本军阀不能安枕而卧,然彼等不独自今毫无悔过之心且将变本加厉,进扰热河。际此空前国难之会,我教育界同人尤宜首先提倡,为国人表率。兹请教职员同学以及教职员家属于9月18日上午,至文学院第一教室竭诚签署抵制仇货之誓词,以示吾人长期抵抗之决心。
9月18日上午,学校教职员同学以及教职员家属到文学院,签署抵制日货誓言:在东北失地未收复以前,予决不购买日货,倘违此言,即为民族之罪人,为其他一切宣誓者之公敌,立誓以后,愿受其他一切誓者之监察。在众多的抵制日货的教职员中,袁昌英教授是自觉抵制日货的“强硬派”,不管日本货物多么便宜多么美好,她都一概不买,也不准家里任何人买。
时刻警惕 献计献策
1931年9月,学校全体校务会的成员电告中央政府,请求联盟国家一致对日经济绝交。同时,以王世杰校长名义,请求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同济大学等大学联合商议组织国际宣传机关抗日救国。
1933年5月28日,日本不断向平津进军,学校东省事件委员会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去电文,反对签订协议。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日军进逼平津,而屈服妥协之传说,忽喧腾中外,务望仍抱定誓死抵抗宗旨,不签城下之盟;否则强敌乘于外,内乱熾于中,宋明亡国之祸,即在目前,不熾诸公何以善后,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武汉大学东省事件委员会。
1935年12月27日,在华北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在文学院,教职工成立了“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通过了教职员救国会章程,选举周鲠生、范寿康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立即给南京中央政府发电,表达对时局的意见:
南京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自东北沦陷国难日深,中央隐忍图存,退让已达极境,乃日本犹复任令在华军人,节节进逼;少数汉奸,公然依附外人,藉口自治,不惜更举我关内数省土地,拱手送人。现今外寇深入,谁无同仇敌忾之心,中央如有抵抗到底之决心,全国人心未死,必能分工合作,一致为政府后盾,以救危亡。否则中央政策必不见谅于国民,岂惟青年铤而走险,恐国事更不堪问矣。迫切陈词,诸维鉴纳。
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同叩。
1936年1月,面对日益严峻的中日形势,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再次向国民政府去电,提出对时局的意见书。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意见书:
行政院蒋院长钧鉴:
同人等痛感国事之日蹙,国难之日深,激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凛于“栋折榱崩”,侨将压焉之危罹,谨本赤城,献其鄙见,如有可采,乞予实施,国家幸甚。
1、关于外交者,约分三点意见:其一,请我政府根本放弃“退让政策”,及“中日亲善政策”。其二,在东北四省邻邦尚未交还以前,绝对不应与谈经济、文化、军事之合作。其三,此后外交应随时公开。关于此点,时贤论之已详,外交绝对公开,则为国民者,随时可以替政府分忧,可以为国家效劳,上下之情相通,自无怨讟可兴,无误会可起。2、关于国防者,窃维我国军备种种,既与敌人相差太远,无法可作正式交绥,则亦惟有采取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义之方法,化整为零,用“散兵战”、“游击战”、“惊扰战”以困之,务求避免主力之接触,而诱其深入,分其部队,各个包围解决之。3、关于处置爱国运动,及训练青年问题者。窃思学生爱国运动,方法虽或未能尽善,而动机则绝对纯洁,此真国家民族赖以生发之种子,诚宜因势利导,使纳于正规,而为国家增加力量。
同人等管窥之见,略如上陈。所言虽属粗枝大叶,而自问尚能代大多数国民意见,谨请。
政府鉴其之城,采其原则。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国立武汉大学教职员救国会同人恭具。
(编辑:严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