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名哲学家、翻译家，江天骥教授（1915-2006，生于广东省廉江）在哲学界为人所知，但他在抗战期间从军当翻译的6年时光却鲜为人知。今天我们把这段经历呈现出来，一方面从他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所作所为折射当时青年学子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展示一个学者筚路蓝缕地追求梦想和信念的精神和品质。
“飞虎队”强征入伍男生
原系中山大学和西南联大高材生
像许多命运多舛、卓尔不凡的人一样，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外文系的江天骥，由于偏好阅读进步书刊、思想激进被捕并被开除。这是历史给他开的第一个玩笑。
出人意料的是，国难给他带来了新的生机。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团结抗日政治松动，1939年下半年，江天骥以中山大学外文系学籍转入位于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就读。1942年3月，还有三个月就要毕业的他被应征入伍。历史给他开了第二个玩笑。
1941年，出于宋美龄的要求和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美国退伍军人陈纳德以私人机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年7月和10月，200余名勇敢、渴望冒险的队员来华，在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参与中国抗战。由于战斗勇敢、战绩辉煌，航空队被中国百姓称为“飞虎队”，基地建于昆明西郊，机场建于昆明巫家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7月“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次年3月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自1942年起，由于来华美军日益增多，对军事翻译员的需求不断增大。早在1941年9月，“教育部”就向内迁大学发布征调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为译员的命令，1942年时任西南联大常委的梅贻琦通告凡不服从征调者，即予开除学籍。当时联大外文系毕业班同学尚未毕业会考，除女生外，江天骥与其他男生全部应征入伍。据江天骥在“文革”期间所写的材料记载，他和他的同学入伍也有自愿成分，他们觉得在军中当翻译官就是为“抗战”出力。
战地服务团设译员训练班训练译员，江天骥等属训练班第四期，在昆明市园通寺街一幢高级住宅内培训两个月。班中负责人及教员有陈福田 (联大外文系主任)、莫泮芹、潘光旦(当时均为联大教授) 等。训练班结业后有三条出路：一是到战地服务团所属的各招待所；二是加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三是到航空委员会所属的“美国志愿队中国人员管理主任办公处”。江天骥选择了第三条路并如愿以偿，并于1942年5月至1942年9月在该机关工作，在昆明巫家坝的航空学校为美方军事人员做翻译，此时他的军衔是“同上尉”，而多数翻译官是“同中尉”（军衔是根据译员训练班结业时英语成绩确定的）。1942年9月，江天骥被调到国民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编译股任翻译，该司令部设在昆明城东黑土乡一个小山坡上，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昆明的作战机构。由于该地方言较重而江天骥的英文又特别好，当时编译股的信件一般都由他译成中文或英文。
据当时和江天骥同在编译股任翻译官的同事林非力回忆，江天骥当时有“靠本领吃饭”的信念，认为只要肚子里有货就不怕没饭吃，很少谈论政治，但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不是为老百姓工作的。
在大学读书时，江天骥就是个非常用功的学生，性格内向，为人稳重，喜欢读书思考，尤偏好哲学、文学。编译股工作期间，江天骥工作效率高，同时很努力，他经常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书籍阅读，英、法、德文的著作均能流畅阅读。为了躲避吵闹的集体宿舍，江天骥晚上经常到编译股办公室去看书。
晋升“同上尉一级”译员
于圣•安东尼和巴拿马且译且学
1944年上半年，服役两年期限将满时，江天骥一边做着出国留学准备，一边于6、7月间以征调期限已满为由向航空委员会请求辞职返校，毕竟学业才是他的最爱。当时他被告知马上可以作为第四期译员出国。9月，江天骥接到出国通知，12月下旬随空军军官百余人抵美，译员在洛杉矶附近空军驻美单位“中国空军分遣队”听候分配。次年2月江天骥被指派到圣•安东尼工作。
圣•安东尼附近的“美国空军军官入伍生训练中心”附设了一个专门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生进行入伍训练的机构，教官大都是战争期间应征入伍的美国大学教员。对于一心向学同时必须抗战的江天骥来说，能与学者亲密接触正是他想要的。在那里，江天骥主要的任务是给一位少尉教官担任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课的口译，也给一位中尉教官担任气象学的课堂编译。由于一般都是上午上课，而课堂编译的任务又较轻，江天骥便集中精力在附近大学里选修功课。
1945年10月，江天骥被调离到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附近的机场做理论课翻译。巴拿马城附近机场设有领航、轰炸学校和射击学校。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生在飞行训练中淘汰的，改为领航员或轰炸员，送到这里接受领航或轰炸训练，此外从国内整批整批去的空军军士也在这里接受射击训练。小城附近没有大学，江天骥便以自学和研究为主，同时参加了圣•安东尼市的圣•玛利大学的函授学习。1946年3月射击训练班结束。4月，江天骥又被调回圣•安东尼附近的另一机场做笔译，把飞行规则、飞行教官的讲义等译成中文。由于对此工作驾轻就熟，部队对笔译人员的管理又较松散，江天骥此时对自己的人生目标非常明确，他决定先辞掉空军职务留在国外继续学业，然后回国从事哲学研究和教育。他将3个月的空余时间都花在圣•玛利大学学习上。1946年5月，他的军衔晋升为同上尉一级。
邂逅科罗拉多大学教授柯亨
“研究院长”归国终成哲学名家
1946年7月，江天骥被派到科罗拉多首府丹佛市附近的劳莱机场，担任军械士小班实习课随班口译和部分教材编译。日本投降后美军机场和军事学校的工作时间大为减少，他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时间做翻译，其余时间就到附近的柯州大学研习哲学，并与该校的柯亨等哲学教授成为好友。
1947年5月，当江天骥和其他一些译员被通知准备回国时，他的大学学习正进入关键阶段，但军令难违不得不归。历史给他开了第三个玩笑。
在抗战时被同事戏称为“研究院长”的江天骥回国后，供职于南京空军总司令部并通过译员升级考试晋升为同少校三级译员，同时在业余时间里继续自己未完成的学业，完成毕业论文并寄给科罗拉多大学，终获硕士学位。此后，通过著名哲学家贺麟介绍，国立武汉大学给他发去了聘书。1948年7月，江天骥辞去译员职务，接受聘请入住珞珈，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专业哲学之旅。
（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