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1世纪1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武汉恰值一个继张之洞督鄂之后又一个跃升期，可望达到‘飞龙在天’的佳境。”昨日，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武汉2049”专题研讨会上说。
遥望2049，他认为武汉将从中国中部首席一线城市，崛起为宜居、高品质的世界级大都会。
“时段理论”印证武汉崛起
法国年鉴派代表学者布罗代尔（1902年—1985年）提出区域研究的“三时段说”。
长时段，指以百万年计变化的地理时段，可称之“结构”；中时段，指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时段，可称之“局势”；短时段，指个体时段，可称之“事件”。
按这一理论，冯天瑜分析了武汉的发展。从长时段看，武汉地处亚热带北沿。人类文明发生线——北纬30度线横贯市南。此纬线通过的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几大人类文明发生地，因副高压控制，多是气候干热的沙漠地带。而武汉所处的长江流域得大自然眷顾，水热资源充沛，是中国乃至世界自然禀赋优越、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域。其中，武汉又处在长江流域条件最好的区段。
从中时段看，武汉区域在古代、近代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已然具备成为特大都会的历史趋向。古今中外杰士多将武汉视为天下枢纽。1907年，张之洞离开总督18年的湖北入阁拜相，行前写下“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的名句。
从短时段看，武汉历史上多次领受战略支点安排，比如张之洞督鄂实施“湖北新政”。
综合起来，冯天瑜认为，武汉崛起具备历史的必然性，是“时段理论”的一个很好的注脚。
武汉这条“龙”该飞了
冯天瑜认为，在广土众民的国度，现代文明不可能立即普遍开花，而必须有一个“带际战略”安排。就改革开放新时期来说，带际发展的大势是从东部沿海起步，渐次向中西部推进。
他说，近代武汉曾是文明领先之区，直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仍居全国城市群第一方阵。改革开放新时期，武汉虽有进步，但发展落伍于沿海。这是“潜龙勿用”阶段，实为聚集能量的时期。而当下及今后，带际战略已推进到中部崛起阶段，武汉进入“见龙在田”的起飞期。展望前景，长江中游将承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为增长“第四极”，正进入黄金期。从当前开始的几十年间，武汉恰值一个继张之洞督鄂之后又一个越升期，可望达到“飞龙在天”的佳境。
对当前历史机遇，冯天瑜认为，武汉应有充分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不仅指目标自觉，还尤其需要路径自觉。
“取法乎上”实现弯道超越
他说，武汉的现实是尚处欠发展阶段。在经济流、文化流传递迅速时代，后发区有多种选项。发达国家、国内先发地区作产业转移，武汉当然可以有选择地承接，这是后发地区发展的一种契机，但决不能满足于此，尤其不可拾取那些低端产业，此为“下行通道”。瞄准先进，作蛙跳式跃进，才是当取之上策。用力于高端研发、高端产业、高端服务、集约型高端农业，应是武汉的追求。东湖高新区、光谷、设计之都，走的是这条“超升之路”。
瑞士、挪威、爱尔兰、芬兰，19世纪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它们没有走英法工业化老路，而以先进文教科技、前沿经济引领，攀援价值链高端，于20世纪中叶以降跃升为最先进国度，武汉当效法其神，走弯道超越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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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长江日报》2013年12月01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