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永宽、黄婧瑶
摘要:以“两个结合”为分析框架,探究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本源、生成机理、体系架构与理论贡献,是推进这一思想体系化学理化阐释的重要路径。从思想渊源与生成基础看,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构成其理论魂脉,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为之提供了历史基础与现实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深厚文化根脉。从内在生成机理看,第一个结合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以时代实践难题牵引理论创新;第二个结合推动魂脉与根脉深度融通、有机熔铸。二者经由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完成管党治党经验凝练与执政党建设规律升华。从体系建构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统筹推进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依托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形成要素互嵌、逻辑融贯的理论有机体。从理论意蕴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空间,深化了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世界政党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政党治理方案。
关键词:“两个结合”;习近平党建思想;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全面从严治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明确提出,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成果进入体系化概括和学理化阐释的新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课题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有机统一,具有严密的理论结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实践指向。近期学界已围绕其理论渊源、实践基础、核心要义、理论品格、时代价值等展开研究,为深入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阐释奠定了基础,但对“不同理论资源如何实现熔铸生成”“实践经验如何转化为规律性认识”“理论要素如何建构为有机体系”等问题的研究仍有深化空间。
“两个结合”作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论,恰能为深化这一研究提供分析视角: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指导,又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百余年建党经验的创造性转化,为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逻辑、体系结构与理论品格提供了分析框架。据此,本文拟从理论本源、生成机理、体系架构与时代意蕴四个层面展开,着重考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党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之间的转化机制,揭示该思想实现由思想资源到理论形态、由实践经验到规律认识、由领域探索到科学体系演进的内在逻辑。
一、“两个结合”奠定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发展的理论根基与实践基础
理论形态的形成发展具有特定的思想渊源、文化基础与实践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理论创造具有历史继承性,既有的思想资源奠定其演进基础,而新的实践课题则推动其重新阐释、创造性转化与整合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在“两个结合”进程中形成发展的系统性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构成其理论魂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党实践为其积淀了历史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之提供了深厚文化根脉,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构成其直接的现实基础。理论魂脉、文化根脉、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相互交汇融通,共同构成这一思想生成发展的资源基础。
(一)赓续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魂脉,锚定党建思想理论原点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实践中围绕政党性质、利益代表、组织原则、理论武装和政治使命等问题形成的理论体系,构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最深层的理论本源。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这一理论魂脉,并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党建理论与实践基础上不断拓展其时代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围绕阶级属性、利益立场与历史使命确立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定。《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从理论源头规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根本立场。列宁将科学理论、严密组织和统一纪律提升为政党建设的核心命题,提出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由此从政党性质与历史使命的原则性规定,拓展至理论武装、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和纪律规范等领域,形成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发展,是其基本原理不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中国社会结构、革命环境和党员构成的特殊实际,毛泽东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确立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突出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并将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由此形成适应中国革命实际的具体理论形态与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传统。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党的中心任务和执政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建设理论进一步向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执政党建设拓展。邓小平坚持在继承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既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主张根据新的实践“讲新话”,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使制度建设和党风建设成为新的理论重点。进入新世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胡锦涛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推动党的建设理论更加注重执政能力提升、先进性建设和制度规范完善,丰富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内涵,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提供思想积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基本原理及其时代要求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只有理论上坚定才能有政治上坚定。”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理论自觉与政治坚定之间的内在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关于政党性质、人民立场、组织原则和理论武装的基本规定,又承续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党建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传统与新时代管党治党实践贯通,由此构成其生成发展的理论魂脉。
(二)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治道智慧,实现传统治理资源的创新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国家治理思想与治道智慧,富含关于民心向背、选贤任能、修身律己和治国理政的丰富思想资源,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实现价值甄别、义理重释与范畴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党的创新理论之间的关系,应从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与理论生成层面加以把握,超越传统观念与新时代党建命题的简单对应。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统摄、激活、改造和扬弃,使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要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新时代实践要求的理论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推进理论创造的深层逻辑。
传统民本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坚守人民立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等思想,体现中华政治文明对民心向背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深刻认识,但受到特定社会结构的历史制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基本地位,为其现代转化提供新的价值尺度。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人民立场,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使传统“重民”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观照下实现价值重构,形成以“人民至上”为核心的党建价值理念。
传统修身尚贤思想为新时代党性建设与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伦理资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修身为本”“任人唯贤”,重视德性养成、自省克己与德才并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要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上述重要论述赋予传统修身理念鲜明的党性内涵,使个人德性涵养同理想信念、政治忠诚、宗旨意识和纪律规范相贯通。同时,传统尚贤思想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中获得制度化表达,使传统贤能观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选人用人的重要价值规范。
传统廉政伦理与经世精神也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文化资源。“公生明,廉生威”“为政以德”“克己奉公”等思想体现出对权力伦理和政治责任的长期思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理念则蕴含重实践、尚实效的思想传统。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纪律性和实践性的理论框架中重新阐释,使崇廉尚洁与纪律规范、制度约束和权力监督相贯通,使经世致用与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及改革创新相衔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国家治理思想与治道智慧也因此在理论阐释与实践运用中被赋予时代内涵,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价值、范畴与话语资源。
(三)回应党的建设重大时代课题,夯实党建思想生成发展的现实根基
理论创新根植于实践发展。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管党治党历史积淀的宝贵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发展的现实根基。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重大时代课题,对其理论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双向激荡,为这一思想的理论凝练提供丰厚实践土壤。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发展史,是一部不断认识和解决自身建设问题的历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的建设始终同党的政治任务和事业发展紧密联系。思想建党、群众路线、组织建设以及正风肃纪、制度规范等实践经验,在长期探索中形成连续的党建传统,为新时代认识党的建设规律提供重要历史参照。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发展的直接现实场域。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党的执政环境、使命任务和自身建设要求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提高自身长期执政能力,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这一论断立足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民主集中制原则及长期执政的党情国情,辩证揭示了世界最大政党的组织制度优势与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强调不能将规模优势简单等同于治理效能,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现实依据。因此,“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以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推进理论武装、组织建设、正风肃纪、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健全组织体系、监督体系和制度体系。全面从严治党逐步从解决突出问题转向整体谋划、系统治理和制度规范建设,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直接实践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进一步强化了党的建设同长期执政、治国理政之间的内在关联,拓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实践场域。习近平党建思想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同增强长期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有机统一,推动党的建设理论拓展至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发展相互作用的整体视域。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党经验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活实践一脉贯通,共同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现实根基。
二、“两个结合”澄明习近平党建思想生成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创新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理论创新回应时代课题,在批判扬弃既有理论资源中重构概念、革新范畴、提炼规律,推动思想内涵创造性发展,形成新的理论观点与形态。既有理论资源提供思想参照,实践则是理论创新的根本源泉与检验标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发展遵循这一机理,“两个结合”是理解其守正创新的关键。第一个结合以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实践课题为牵引,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回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践中不断实现具体化、时代化;第二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魂脉与中华文明根脉深度融通,使传统思想资源获得新的价值内涵与表达形式。二者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中,推动管党治党经验上升为规律性认识。现实问题进入理论视野,多元资源有机熔铸,实践经验升华为原理性认识,构成了这一思想生成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实践驱动逻辑:时代实践难题牵引理论创生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一经典命题从认识论层面揭示了理论认识与现实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始终植根于现实实践,其生命力集中体现于对新的实践矛盾和时代课题的回应。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首先表现为以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为现实基础,以党的建设这一重大课题为实践牵引,在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时代实践难题对理论创生的牵引,构成第一个结合的重要生成机制,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时代党的建设问题,并在回应现实矛盾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基本原理新的时代内涵。
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国家治理能力,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回答的重要理论课题。这些问题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般要求,又具有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践的特殊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执政环境、使命任务和治理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既有党建问题呈现新的实践形态,现代化进程又不断提出新的组织与治理要求,推动党建理论深化对现实问题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认识。
现实问题进入理论视野,需要经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分析、概括与理论提升。第一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性质、人民立场、组织原则和政治使命的基本规定为理论尺度,对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作出系统分析,在基本原理与现实矛盾之间建立内在联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建设等重大理论成果,均形成于对党的建设实践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实践持续提出新问题,理论揭示其结构关系和运行机制,推动对党的建设的认识由具体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判断。
这种实践驱动同时具有鲜明的历史连续性。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党实践所形成的思想建党、组织建设、群众路线、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经验,为认识新时代党的建设问题提供重要历史参照;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又使这些历史经验在新的执政条件下获得新的理论阐释。历史经验与现实探索前后相承,既有经验在新问题中得到重新认识,丰富了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把握。第一个结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了将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课题,将实践探索升华为理论认识,使时代实践难题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生的重要动力。
(二)熔铸生成逻辑:魂脉与根脉深度融通催生理论增量
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造机理体现为不同思想资源由价值契合走向结构性融通。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来源、理论形态和话语结构,二者的深度结合需要经历价值甄别、意义重释和范畴转换。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统摄和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以中华文明积淀的思想资源、价值范畴和思维方式丰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表达,在理论魂脉与文化根脉的有机熔铸中催生新的价值规定、概念内涵与理论增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化的根本理论尺度和方法论依据。传统治理思想形成于特定历史条件,其价值内涵和政治形态具有鲜明的历史规定性。第二个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基本尺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甄别、义理重释与范畴重构,使其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因素获得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新时代实践要求的理论规定。经由这一过程,传统思想资源实现意义更新,其价值指向转化为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的政治立场、组织原则与治理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提供范畴滋养和文化支撑。理论的中国化发展,需要形成能够解释中国历史经验、现实实践和文化传统的概念表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文明长期积淀的政治伦理、治理理念、责任意识和实践精神,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意义资源。经过创造性转化,这些文化因素参与党的建设理论的价值塑造、概念生成与话语建构,使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实践和中华文化语境中形成富有主体性的理论表达。
魂脉与根脉的深度融通最终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实现理论生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规定理论创新的根本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意义资源与范畴滋养,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则构成二者实现融合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现实场域。不同思想资源通过在实践中的调整、重构与整合,由价值相通走向理论结构的有机联系。第二个结合由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理论阐释的文化背景转化为理论创造的内在要素,使习近平党建思想既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原则性,又彰显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和连续性,拓展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空间。
(三)规律升华逻辑:实践—认识辩证运动推动经验凝练与规律生成
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把分散的实践经验提升为具有稳定解释力的规律性认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实践—认识辩证运动,为理解这一理论升华过程提供了基本方法。实践经验以具体事实和直接认识为基础,经过比较、抽象、概括和理论化,逐步揭示不同现象之间稳定的结构关系、运行条件和发展趋势。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持续深化中,实现了从经验认识向规律认识、从具体判断向原理性认识的理论升华。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规律认识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不断拓展治理范围,贯通治理环节,完善制度机制。从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推进作风建设,到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不断被凸显;从党的组织路线的不断完善,到纪律建设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逐步由单项治理向系统治理进行拓展。不同领域的实践探索由分散走向贯通,彰显党的建设及其治理环节的结构联系,为规律性认识提供现实基础。
经验认识上升为规律认识,经历由个别事实向一般联系、由直接判断向理论抽象的转化。具体实践首先形成关于特定问题及其治理方式的经验判断;随着不同领域、不同阶段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通过比较、分析与归纳,逐步发现其中具有稳定性的共同联系;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概括,形成对党的建设结构、运行机制和发展条件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认识。由此,党的建设经验超越个别性与局部性,上升为对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把握。
“两个结合”进一步拓展了对规律认识的视域。中国具体实际构成规律认识的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党经验提供了历史参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理解政治伦理、治理秩序和责任关系的文化维度,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则提供科学理论框架。现实、历史、文化和理论形成多维联结,使党的建设规律认识超越单一经验,上升为对结构关系、运行条件和发展机制的整体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由此深化了对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对规律的认识,还须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并持续作用于新的管党治党实践;实践不断提出新的问题,理论持续作出新的概括,规律性认识又进一步指导实践发展,推动实践与认识在辩证运动中的螺旋式深化。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由此转化为具有稳定性、普遍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判断,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建构奠定认识论基础。
三、“两个结合”建构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实践向度
理论由分散的思想观点发展为科学体系,关键在于形成能够统摄基本范畴、贯通不同内容并揭示内在关系的体系结构。黑格尔认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阐释,须揭示其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制度支撑与运行机制的逻辑关联。体系化须以核心原则组织理论要素,以稳定的结构关系贯通理论内容,使不同层次的理论判断获得明确功能定位,形成内在一致、具有整体解释力的理论形态。“十四个坚持”集中概括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可从根本原则、主题布局、制度运行与责任落实四个维度把握这一思想的体系结构。
(一)根本原则维度:以党的全面领导统摄新时代党的建设总方向
科学理论体系不仅需要丰富的内容,更需要各理论要素在统一原则下形成确定的结构关系。康德将体系理解为“杂多知识在一个理念之下的统一性”,强调各部分在整体理念中的结构位置,知识由此形成内在关联;其核心原则由此承担规定整体方向、贯通基本范畴并协调理论内容的功能。党的全面领导处于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的根本层次,规定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总方向,并从总体上统摄各领域、各环节的价值目标与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要论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与制度属性的统一中确立党的领导地位,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根本政治坐标。
党的全面领导并非诸建设要素中的并列领域,而是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的主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政治建设之所以居于统领地位,就在于通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要求将各领域纳入共同目标体系。思想建设巩固理论认同,组织建设保证路线贯彻,纪律和制度建设维护组织统一,各项建设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形成目标一致、功能协同的整体结构。
从体系运行看,党的全面领导又通过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及相应制度机制实现具体化,使其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由此,党的全面领导兼具政治统摄和结构整合功能,既规定体系的根本方向,又连接总体布局、制度运行和责任落实,成为维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在统一的理论主轴。这一统摄作用使各项建设既有独立功能,又统一于党的政治使命与整体目标。党的全面领导由此成为体系的逻辑起点,规定其他理论要素展开的政治边界和价值方向。
(二)主题布局维度:以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作为根本原则,党的全面领导要借助有总体性的建设主题统筹不同领域的理论内容与实践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也是贯通其根本原则与总体布局的重要枢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核心”明确政治统摄,“全面”规定治理范围,“严”确立基本尺度,“治”指向实践运行,由此构成全面从严治党内在贯通的理论结构。
从体系构成看,全面从严治党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统一框架,形成分工明确、彼此贯通的总体布局。政治建设把握根本方向,思想建设凝聚理论认同,组织建设夯实组织基础,作风建设密切党群联系,纪律建设强化刚性约束,反腐败斗争维护组织肌体健康,制度建设提供长效保障。各领域分工不同,却共同服务于全面从严治党。这使全面从严治党既贯通党的建设各领域,又成为统合建设内容的枢纽性范畴。
全面从严治党还统筹党的建设全过程。由问题发现、建设推进到制度固化、监督保障,各环节在统一目标下相互衔接,使党的建设由单项治理逐步转向整体谋划与系统集成。全面从严治党将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展开为层次清晰、功能协调的建设格局,通过各领域的结构耦合形成分工协同的运行形态。这一安排使各建设领域由并列展开走向结构协同,在共同目标下相互支撑、功能互补,彰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化特征。
(三)制度运行维度: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保障体系规范有序运行
理论体系既要明确原则和内容,也需有稳定持续的实现机制。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由理论结构转化为治理实践的重要支撑。制度具有规范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能够将党的政治原则、组织要求和治理经验转化为相对定型的行为规则,使党的建设由实践要求进一步转化为制度规范。
制度的体系功能首先表现为对不同建设领域的规范整合。党的政治原则、组织要求、纪律规范和监督机制通过党内法规制度获得明确表达,并在相互衔接中形成具有内在一致性的规范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和协同衔接,使党的领导、组织建设、监督执纪和行为规范能够在统一制度框架内运行。因此,制度建设通过层级衔接、内容协调和功能互补,将分散的规范要求整合为整体有效的制度体系。
制度功能还体现于制度制定、执行监督、效果反馈与修订完善的贯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要义正在于通过制度规范权力运行并保障规则有效实施。实践经验经过总结转化为制度规范,制度执行将理论要求转化为行为准则,监督评价检验制度效能,实践反馈又推动制度完善。由此形成的制度运行过程并非静态固化,而是在规范稳定性与实践适应性之间保持动态统一,使制度体系能够随着党的建设实践发展不断调整完善。制度化使党的建设原则、任务和要求转化为具有持续约束力和可执行性的制度形态,成为理论体系获得稳定实践形态的转换环节。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由此推动政治原则制度化、建设要求规范化和实践经验长效化,保障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规范有序运行。
(四)责任落实维度:管党治党责任贯通体系运转全过程
制度建设解决规范问题,责任体系则回答由谁落实、如何落实及如何保障落实。责任落实并非体系之外的执行环节,而是连接政治原则、建设任务和制度规范的实践机制。通过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总体要求转化为不同组织层级和责任主体的具体职责,管党治党责任为体系各环节的有效运转提供明确的实践主体和落实依托。
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以及领导班子成员相应责任,使党的建设任务能够沿组织体系逐层分解、传导和落实。与此同时,巡视巡察、监督执纪、考核评价和整改落实等机制相互衔接,形成从责任落实、监督检查到整改反馈的运行链条。责任体系由此既推动党的建设要求落实到具体组织和实践环节,也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反馈至制度完善和建设部署之中,使体系运转具备持续调适能力。责任传导与监督反馈使党的建设形成由任务部署、主体履责、监督评价到整改完善的闭环。责任机制由此连接体系的规范形态与实践形态,通过明确各层级主体责任将政治要求转化为现实行动,保障理论要求持续落实。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建构具有鲜明层次:党的全面领导确立根本原则,回答体系“以何为统摄”;全面从严治党展开总体布局,回答体系“如何展开”;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提供规范保障,回答体系“如何规范运行”;管党治党责任贯通实践过程,回答体系“如何落实见效”。四个层次由原则到内容、由内容到规范、由规范到运行依次展开,并通过反馈机制形成闭环。各层次并非线性传递,而是形成原则统摄布局、布局依托制度、制度通过责任落实、实践反馈促进制度完善和理论深化的循环结构。这种原则统摄、布局展开、制度保障、责任落实与实践反馈的结构统一,使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兼具内在逻辑、整体结构和实践指向的科学体系。
四、“两个结合”彰显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意蕴与文明价值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形成的系统性成果,其时代意蕴体现为理论创新、文化主体性、学理阐释与文明互鉴。第一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回应长期执政实践,第二个结合拓展理论创新的文化空间。二者协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彰显中华文明主体性,深化对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拓展现代政党文明发展的理论视野。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彰显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意蕴
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回应时代课题和实践发展中不断丰富理论内涵。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新的历史方位,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场域中加以发展,使党的建设理论在问题领域、理论范畴和体系形态上获得新的时代内涵。
这一创新首先体现为党的领导理论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置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位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制度优势的高度阐明党的领导地位,并将党的政治建设确立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领导由此同党的自身建设、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形成更加紧密的理论关联,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解释范围。与此同时,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以及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相关理论成果,推动党的建设由分项推进走向整体建构,形成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更加系统化、结构化的时代形态。
“两个结合”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空间。第一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回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现实课题,第二个结合则使其在深厚的中华文明基础上获得新的价值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这一论断揭示了“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二者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实践和中华文明基础上丰富时代内涵,党的建设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和原则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命题与理论认识,彰显其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意蕴。
(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彰显新时代党的建设文化主体性意蕴
理论创新不仅是理论范畴和知识形态的发展,也体现出一个民族在自身文明传统基础上进行自主理论创造的能力。“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积淀的文化资源,进一步转化为参与党的建设理论价值塑造、范畴建构和话语生成的重要文化力量,使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础上获得深厚中华文明底蕴。
这一文化意蕴首先表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的彰显。民本、修身、尚贤、廉政、经世等思想资源,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价值更新与形态再造,由传统政治伦理转化为适应现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资源。由此,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力体现为在新的理论坐标与实践语境中实现意义重释、价值重构和范畴再造,并在人民立场、党性修养、干部建设、廉洁文化和实践品格等方面形成新的时代内容。
更深层的意蕴是新时代党建理论文化主体性的彰显。文化主体性在党的建设理论领域主要表现为立足自身历史实践和文明传统来提出问题、提炼范畴,并形成具有自主性的理论表达。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党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使党建理论以中国实践提出问题、以中国经验提炼范畴、以中国话语阐释党建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理论创新的历史背景进一步转化为理论创造的内在资源,为构建中国自主党建知识体系提供文化基础,展现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三)深化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认识,彰显新时代党的建设学理阐释意蕴
党的建设理论的学理阐释,既要总结管党治党经验,也要提炼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畴、内在关系与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把党的自身建设置于长期执政、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发展的整体关系中来考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执政规律及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组织活力规律的认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提供依据。
坚持“两个结合”,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新时代党的建设突出方向引领、思想凝聚、组织保障、规范约束和责任落实的结构联系,体现了各要素相互支撑、各环节协同运行的系统性。政治建设规定方向,思想建设巩固认同,组织建设提供支撑,纪律与制度形成约束,责任机制保障落实,各建设要素分工协同,推动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阐释由分领域认识走向对结构关系与运行机制的整体解释。
坚持“两个结合”,也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自身建设同国家治理效能和现代化领导能力有机贯通,揭示了党的建设质量与长期执政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长期执政既需要保持组织稳定,更需要根据实践发展不断提升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制度执行和社会整合能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一认识拓展了从党的自身建设与国家治理互动关系阐释执政规律的视野。
同时,全面从严治党把问题发现、监督约束、制度完善和能力提升贯通起来,使党的自身建设形成持续调适和自我完善的运行机制,深化对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组织活力的规律认识。实践经验向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揭示理论要素的内在联系与运行机制,为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理阐释提供进路。
(四)拓展人类政党文明发展视野,彰显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的文明互鉴意蕴
现代政党发展涉及政治代表、组织运行、社会整合及自身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互动。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自身建设实践,把政党建设、国家治理与现代化发展贯通起来,由此形成植根于中国实践的政党治理认识,为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政党治理经验的比较研究与文明互鉴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首先,其文明价值在于深化对政党自身建设与国家治理关系的认识。政党的组织能力、制度化水平和自身治理状况,会深刻影响政治领导和国家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通过强化政治领导、健全组织体系、严明纪律约束、完善制度规范,提升治国理政能力,使政党建设成为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这些经验拓展了现代政党研究的视野,为分析政党组织建设、长期执政与国家治理的互动提供新材料。
其次,其文明价值体现为揭示现代政党发展的多样性。不同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党形态形成于各自的历史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现代政党发展具有不同的实践路径。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和中华文明发展传统之中,其长期执政、自身建设和国家治理相互贯通的治理经验,展现了现代政党发展的中国实践形态,也拓展了理解政党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理论空间。
最后,其文明互鉴意蕴在于尊重不同政党制度与历史文化条件,推进交流互鉴。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于中国实践,其世界意义体现为围绕组织活力、治理能力、责任机制以及自身建设与国家发展等共同问题,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认识。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既保持自身历史文化和制度实践的特殊性,又为不同文明背景下认识现代政党建设问题提供有益参照,在交流互鉴中进一步丰富人类政党文明发展的理论视野。
总体而言,“两个结合”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时代意蕴与文明价值体现为:在理论层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发展;在文化层面彰显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文化主体性;在学理层面深化对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系统阐释;在文明层面拓展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的交流互鉴空间。四个层面共同彰显这一思想的时代品格与文明价值。
五、结语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贯通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理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党经验,回应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供理论原则,百余年建党实践积淀经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文化滋养,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实践课题。在思想资源与实践互动中,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从资源积淀到理论生成,从经验认识到规律把握,从领域探索到体系建构的跃升,形成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中华文明底蕴和新时代实践特征的科学体系。
“两个结合”贯穿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生成与体系建构。第一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回应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获得新的时代内涵;第二个结合推动理论魂脉与文化根脉融汇,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理论创造的文化资源。二者通过实践—认识的辩证运动,将具体经验升华为规律性认识,形成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原则、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以制度规范和责任落实保障运行的理论结构。由此,“两个结合”揭示了这一思想的生成机制与科学体系的内在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持续发展。推进其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需要提炼核心范畴,揭示内在原理与结构的关系,将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经验转化为更具解释力的学术表达,推动理论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协同建构,深化中国自主党建知识体系建设。理论研究须接受实践检验并回应新课题。学理阐释与管党治党实践相互促进,有助于发挥习近平党建思想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指导作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并拓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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