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黄璐、董凤龙、戎钰、赵莎莎、刘汉泽
90年前，烽火中国的一处处狼烟渡口，匍匐着、穿梭着中国工农红军的丛丛身影。他们平均年龄 20 来岁。90 年后，一群 20 来岁的青年学子，想去那些长征渡口，听听当年红军同龄人的声音，触摸他们当时心中的梦。
7月8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全媒体报道活动，在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演播厅启动。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当年红军长征途经的15个省区市的高校新闻学子，美国、德国、俄罗斯等6个国家的留学生代表，将与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一起，实地踏访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23个渡口和今天已建成的现代化大桥，用脚步丈量红军足迹，用镜头记录时代巨变。留学生将以“新西行漫记”的叙事，向世界讲述真实鲜活的长征故事、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本次活动由武汉大学、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联合主办，湖北日报编辑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极目国际传播中心承办。
去渡口听听，20岁的红军同龄人的心声
武汉大学学生张轩站在台上，声音里有种紧绷的力量：“让我触动的，是我突然意识到，当年的红军战士，竟是我们的同龄人。我们甚至走在同一片土地上，我们生活在他们当年的梦里。”
当年，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只有20来岁。湖北走出去的红二十五军，平均年龄未满20岁。
“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可这群年轻人，偏偏走在了最有信仰的队伍里。”张轩说，“在那些前途未卜的夜晚，他们是否也曾有过迟疑？是什么支撑他们行进在那漫漫征途？”
他带着疑问报名参加采访活动。他说，渡口和桥，连接着当年的枪林弹雨与今天的车水马龙，连接着20岁的红军与20岁的自己。追寻红军的足迹，他将找寻年轻一代的答案。
暨南大学学生吴玺说：“当年站在乌江边、赤水河边的红军战士，和今天的我们一样年轻。有人刚离开家乡，有人第一次面对生死。他们出发时，也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今天的我们，有人为考研反复权衡，有人为就业焦虑，觉得自己的路很难走，却很少想象过，当年那些和我们同龄的红军战士，面对的是生死之间的抉择与坚持。”
“这一次重走，不只是回望历史，更是重新理解出发二字。”吴玺说。
“出发时，你们害怕吗？有没有哪一个夜晚，曾怀疑过自己还能不能走下去？”这是广西大学学生陈偲睿即将前往广西全州、兴安的红军渡口前，最想问问当年红军战士的问题。
陈偲睿说：“我相信他们一定也会害怕。但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带着恐惧，依然勇敢地迈出下一步。”
郑州大学学生王贞静说：“我二十出头，最发愁的是论文、实习、工作。可我口中的难，与渡口边那些眼看着战友倒下，还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勇敢向前的年轻人相比，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他们的20岁，被抛进了血与火里；我的20岁，被安稳地攥在手心里。”她说，这次出发，不只是致敬，还有经历。
21岁的南昌大学学生钟乐仪将前往江西于都县城东门渡口。“不是去打卡，不是去拍几张照片发朋友圈。”她想去听听，当年那些和她同龄的人，是怎么想的。她想知道，他们当年的选择、恐惧、希望，跟今天大学生面临的困惑和困难，能不能对上话。
当年红军渡河依靠临时搭建的浮桥、百姓摆渡的木桥，甚至只有冰冷的铁索；如今，昔日渡口之上已是天堑变通途，一座座现代化大桥横跨江河两岸。
钟乐仪想象着站在于都河边的场景：“我想告诉他们，你渡过的那条河，现在架起了现代化的胜利大桥。早高峰时，桥上车流穿梭，阳光洒在桥面上，每一道车辙印都写着安稳两个字。”
“历史课上讲到长征，总说‘信仰的力量’。信仰具体是什么？我想去渡口找找。可能就是一些很具体的声音——脚步声、船桨划水声、叮嘱声，还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用家乡话说一句‘走吧’。然后，我们接了这句话，继续往前走，就是这次出发的意义。”钟乐仪说。
六国留学生随湖北日报记者续写“西行漫记”
1936年7月，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突破重重封锁，成为首位进入陕北苏区的西方记者。他将自己在“红色中国”的见闻与采访，汇成《西行漫记》一书，让世界看到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2026年7月8日，在“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全媒体报道活动出发仪式上，6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说着不同语言，却怀着相同渴望——用自己的脚步，在长征路上书写属于他们的“新西行漫记”。
6名外国留学生即将踏上“新西行漫记”行程。前排左为白灵儿、右为周红绒，后排左一为朱立鸥、左二为潘义礼、左三为凯佑、左四为赵永德
当年，埃德加·斯诺孜孜以求地追问：“他们之所以顽强得不可思议，是因为怀揣着怎样的希望、怎样的目标、怎样的理想？”
今天，这群年轻的异国学子，将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来自美国的凯佑，是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出发仪式上，他用流利的中文表达对中国的情感：“能够来华学习，并亲身、逐渐地了解这个伟大的国家，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冥冥中似有缘分。前不久，凯佑在学校的话剧演出中饰演了埃德加·斯诺。“所以，当得知有机会像当年的斯诺一样，与中国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一起学习、了解并分享长征故事时，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次机会。”
出发之前，凯佑已翻阅大量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资料。他说，自己从中读懂了“中国的底气”，并期待在这次活动中，真正领悟长征精神所奠定的当代中国的精神底色。
同样来自武汉大学的德国留学生潘义礼，也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愈发渴望深入了解长征历史。“踏上漫漫征途的红军战士，很多都和我年纪相仿。他们正值青春年华，却在枪林弹雨中毅然逆风前行，在饥寒交迫中始终坚守理想。”潘义礼期盼自己能像斯诺那样，把红军和长征的故事讲给更多海外年轻人听，“让世界青年真正读懂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长征精神。”
来自孟加拉国的赵永德和来自萨尔瓦多的朱立鸥，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留学生。两人不约而同地报名参加此次活动，都希望能在行走中找到自己人生困惑的答案。
赵永德能熟练地说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他坦言，希望学习中国红军的长征精神，为自己面临诸多挑战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而建筑系学子朱立鸥早已盼着“上路”。他迫切想弄明白：长征渡口是什么样？当年渡口新建了哪些桥梁？运用了哪些先进建造工艺？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越南留学生周红绒，对即将开启的重走长征路充满期待：“我希望把中国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沿途的见闻和感悟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那些关于勇气、牺牲与希望的故事，触动更多人。”
22岁的俄罗斯留学生白灵儿，在湖北大学学习汉语。她细数了三个“必须参加这次活动”的理由：“我想用脚去走一走，看见不一样的故事；我想知道是什么力量，让那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一直在坚持；作为外国留学生，亲身到历史现场，比读很多书籍都更体会深刻。”
接过出发仪式上的旗帜，年轻的留学生们脸上交织着兴奋与郑重。凯佑说：“我想起了当年斯诺在《西行漫记》开篇所写的——‘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不过，我们的心情没有冒险，只有期待。”
让先辈的信仰通过你们的笔和镜头传递
“我代表红军后代，衷心感谢这次活动，它让长征精神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让先辈的信仰通过你们的笔和镜头传递下去！”7月8日上午，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演播厅内，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之女程海燕的声音略带颤抖，眼含泪光。
红军后代、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之女程海燕
楚天演播厅内，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大学生代表静静聆听，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八月桂花遍地开》《洪湖水浪打浪》等革命歌曲，思绪一下子拉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当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围剿下，损失严重，规模不断缩小。程子华接受党中央派遣，辗转抵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传达党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要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1934年11月16日，河南何家冲，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0岁、不足3000人的“娃娃军”，在寒风中踏上漫漫征途。
“和千千万万牺牲了的先烈相比，我的父亲是亲历者，也是幸存者。”程海燕顿了顿，接着讲起父亲的那双手——
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行至陕南庾家河时，突遭敌人袭击。程子华正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一颗子弹呼啸而至——从右手洞穿，直贯左手，望远镜应声坠地，腕骨碎裂，鲜血瞬间浸透袖管。
当时，程子华因失血过多，时常昏迷。看到战友们轮流抬着自己翻山越岭、在枪林弹雨中拼死掩护，程子华几次对身边的人说：“给我截肢吧，别拖累大家了。”战友们断然拒绝，保住了他的双手。此后，程子华左手蜷成一只无法伸展的拳头，右手四指僵直，只有大拇指经过多年锻炼恢复了部分功能。
“父亲双手残疾，却从不言痛，只是常指着地图自语‘那些长眠的娃娃，才是真正的英雄’。”程海燕说。
这支“娃娃军”历时10个月，经历独树镇血战、庾家河恶战等，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也是唯一一支人数增加的长征队伍。
启动仪式后，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与大学生将分赴红军渡口，寻访当年的战斗足迹，见证今昔之变，用全媒体报道让那段长征岁月走进人心。听到这样的策划安排，程海燕点头赞许：“这堂行走的长征思政课，让书本上的‘信仰’化为开创美好未来的强大力量。”
望着朝气蓬勃的大学生，程海燕感慨万千：“我相信，当年轻一代站在先辈流血的地方，自会明白——今天的岁月静好，不是理所当然，而是当年一群年轻人用命拼出来的。他们衣衫褴褛却心怀天下，他们倒在了黎明之前，却为民族改天换地。”
一渡越绝境 一桥向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