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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千帆老师:不思量 自难忘
发布时间:2016-04-25 13:39  作者:  来源:  访问次数:

作者:吴志达

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氛围中,我和北师大的同窗郝延霖君,同时考取了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当时学习苏联称副博士研究生),导师就是我们仰慕的程千帆教授。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史。还有两位“老武大”吴代芳、苏德云君,也是程门弟子,而研究方向则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在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晚上,由代芳陪同我和延霖,登程门拜见导师。

 

一、热情爽朗,博学卓识

程先生当时才四十出头,容光焕发,风度潇洒,热情爽朗,和蔼可亲。而对我们学业上的要求,又是极其严格的。在他听了我们简要的情况介绍后,明确地指出:第一,在对本研究方向学术领域有较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所赋予的使命——在高校独立任课或科研机构承担科研任务,拟订研究计划,交一份给他,然后约定时间专谈研究计划的问题。第二,学术研究,当然要出成果,但是切不可急功近利,把基础打得宽厚一些,要像金字塔那样,绝不能像根电线杆。你们是经高教部统一命题考试录取经我考察同意才进来的,无论你们在读本科时期的成绩如何,但研究生是一个新的起点,要有新的奋斗目标。你们的研究方向是宋元明清文学,但也须熟悉先秦两汉的主要典籍,不然,以后就会吃亏。汉魏六朝小说,唐人传奇,对后来的戏曲、小说,影响深远,不溯源难以穷流,广博才能专精。第三,视野要宽阔,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要懂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外国的文艺理论也要学,但是不能生搬硬套,中国有自己的理论批评特色,系里特请刘弘老(永济先生)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文心雕龙》,认真学,必有收获。理论批评要与文献考据相结合,既不能作空疏之论,也要避免烦琐的史料堆砌。他强调要注意文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把文学放到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来研究。听师一席话,颇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们每周听他讲三次宋元文学史课,隔一周汇报一次学习情况,谈学习心得和有关问题。从他的讲话和布置的工作中,我们感受到程先生既重视培养研究生独立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又重视基本功的严格训练。先从分析某篇有一定难度的具体作品做起,然后写读一个作家集的札记,对他的《宋代文学史》写出最简炼的《四库全书提要》式的评述,能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进而选择一个作家或某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写论文。尽管他的工作很繁重,但凡是我们交的各类性质的文稿,他都仔细批阅。我的课程论文选题是《王安石诗初探》,郝延霖的选题是《论苏轼诗》,他赞同我们的选题,随即从他的藏书中抽出李壁《王荆文公诗集笺注》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借给我;将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和《苏诗总案》借给郝延霖,这些都是线装善本书。他还用大牛皮纸资料袋装了一大袋芝麻花生糖给我们。临别时饶有风趣地说:“各有所携,满载而归。”爽朗的笑声,仿佛犹在耳际。

我的处女作《王安石诗初探》,他批阅后亲自送到我们的宿舍来。在他的鼓励下,我将文稿寄到《文史哲》编辑部,当年(1957年)12月号就发表了,而程先生却因误入“阳谋”的罗网已被贬至系资料室工作。据在场的人说:“当时程先生看到你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文章,真是喜颜于色,好像比他自己发表文章更高兴。”这就是一个教师的心情。

程先生很注意学术动态,为了准确掌握学术发展历程,培养我们写卡片的习惯。他设计了卡片样式,印发给我们研究生和几位助教,在他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从辛亥革命以来的研究资料,作了普查,分工协作,做出系统的、较为完整的资料索引卡,经复制,我们每人都有一套。我参加工作后,住在湖边三舍,在“文革”中,把教师集中到学生宿舍,让学生监管教师,而“宣传队”占住湖边教师宿舍,把我积累十年满抽屜的卡片,当作生炉子的佳品烧光了。

 

二、谆谆善诱,才华横溢

听程先生讲课,真是高层次的艺术享受。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语言雄辩,使听众深为感佩。他总是在讲课前,把讲义铅印发给学生。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方便多了。但对教师来说,把自己的“秘密武器”事前交给学生,却是一种高度自信的表现。在当时(1956—1957)我们所见到过的文学史著作中,还没有如此详备丰赡的同类著作。由于众所周知原因,这部到1988年10月才定稿的《两宋文学史》和2013年才出版的《元代文学史》,虽然前者经吴新雷教授、后者经我协助修订,对某些章节“做了填平补缺的工作”,宋元文学史总字数近八十万,但其初稿即当年所印发给学生的讲义规模,已颇为宏大,涉及此前同类著作中许多不曾或甚少论述的领域。尽管论点、史料、考据、鉴析诸方面,在讲义上都已备载,而千帆老师的讲课却仍然具有很强的魅力,总觉得听他讲课有新的收获,讲义之外还大有学问。他的课堂语言,流畅精警而游刃有馀,抑扬顿挫,触处生春;比譬形象生动,而又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批判反面人物或丑恶现象语言犀利而又富幽默感。神态严肃而又自然。内容比讲义上所写的更深化、更丰富了。“老武大”的友人说:“程先生上课,三分钟就可以把学生带进艺术的境界。”信不虚也。

千帆先生才思之敏捷、记忆力之强,也是令人佩服的。如果说在课堂上很少看讲稿,能把讲义的内容既熟练又生动、引人入胜、条理清晰,有如行云流水似地表述出来,可以理解为备课充分;那么在课外,例如我们和他谈研究计划、论文纲要,或是谈某个学术问题,每当涉及某个作家的作品或相关史料,他随口就能指出见于某书第几卷,甚至把原文背了出来,对版本的优劣,也很熟悉。这固然与他早年在堂伯父君硕先生办的“有恒斋”私塾学习我国古代主要经典著作有关,即所谓“童子功”很扎实[1],也与天赋的聪明才智分不开。我们今天没有重走读私塾的可能与必要,但凡有志于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之士,在上中学、乃至大学时期,在我国古代主要典籍方面,多下点功夫,也是能见成效的。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程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当代大师级的学者,具有广阔视野和高度开放的现代意识的学界领军人物,与他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到大学毕业,去南京接受现代教育密切相关。当时的金陵大学(包括附中)和中央大学可谓大师云集,教师可以在两校兼课,学生可以在两校听课,像黄季刚、胡小石、刘衡如、胡翔冬、吴梅、汪辟疆、林公铎、汪东、王晓湘等名师的课,他都认真的听了,转益多师,融会贯通,与时俱进,终成大家。他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但对中外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创作都很关注。因此,在他当系主任期间(1947—1952),凡是无人肯教的课,他都自己来承担,例如应历史系系主任吴于廑之邀,讲一年制每周三节课《中国文学通史》,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制作“压缩饼干”似的任务,吴于廑先生是他的好友,盛情难却,他就自己去讲这门课,因他取舍得当,突出重点,讲授生动,效果很好。收在他的全集第十二卷的《程氏汉语中国文学通史》,就是在当年讲义基础上修订的,具有鲜明的特色。例如明代兴起的八股文,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大都视八股文为反面教材,花极少篇幅,点到为止;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受教育部授予编写《明清文学史明代卷》的任务,千帆老师就曾嘱咐我:“应将八股文列专章”,我从明代文学的全局考虑,原则上接受老师的意见,八股文的篇幅、内容相当于一章,但在编目上却列为节。程氏著文学史则把八股文列为专章,叙论允当,在众多文学史著作中可谓首创。再如原由丽尼(郭安仁)教文艺学,人调北京后,这门课没人承担,程先生就自己来教。还有当时四年级的写作课,教写总结、写报告之类,也没人愿意干,他也就自己去教,效果都很好。这都与他丰富的知识结构、广阔的视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能力密切相关。

 

三、学术帅才,善于创新

在上个世纪那场“扩大化”运动之前,武大中文系教师阵容之强盛,在全国都是颇有名望的。老先生有以刘永济、刘博平、徐天闵、黄焯、席鲁思为代表的“五老”,中年教师有以程千帆、刘绶松、袁昌英、沈祖棻、李健章、周大璞、胡国瑞、李格非为代表的“八中”。1956年《文学研究》(后来改名为《文学评论》)初创,特聘刘永济、程千帆两先生为编委,由此可见一斑。

程先生既是学识广博的通才,又是由博返约,学有专精的专家,毕生著作等身。他作为教师,与科学院的学者在科研项目方面有明显的区别。教师所面临的任务,首先是教学,科研方向与教学活动密切相关。宋代思想家、文学家朱熹《观书有感》诗云:“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教学活动过程,正是教师从事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程老师的绝大多数学术著作是在授课的讲义基础上,不断修订、充实、提高而成为佳作的。每部著作都有其鲜明的特色,具有学术个性。特别是像文学史这类著作,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在有几家著作问世的情况下,难免会有所雷同,而他却能在略有所同的情况下突出其所异。这在前面提及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两宋文学史》、《元代文学史》等著作中,就足以见出其学术共性与个性。武大在四川乐山时期,他为教学而写的《文论十笺》、《史通笺记》、《校雠广义》等专著,别人似无同类著作,其学术个性似更突出。1957年参与“鸣放”而获罪,冠以“右派元帅”称号,先后下放八里湖、沙洋农场劳动,其间有一段时间,正是1961年大饥荒之时,放宽政策,让“右派”回校做教辅工作,程先生回到中文系资料室,他不仅把资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各个学术专题剪报、资料卡片齐全,还利用掌握学术信息的有利条件,在业余时间作学术研究。收在先生《全集》第八卷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和《古诗考索》中的若干具有代表性的考据文章,就是在这期间写的(每篇末尾,标明写作年月)。他是那种得一支点就能创造奇迹的人。“史无前例的浩劫”,他当然在劫难逃,丰富的藏书被抄散,《金瓶梅》、《西厢记》之类小说、戏曲通俗读物,被造反者抢劫,著作手稿当作罪证没收。大约1973年前后,原中文系所在地“工农楼”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子,发现一口铁锅中堆满写有程先生姓名的手稿,沈先生得知,如获失而复得的至宝,抱回家去,其中就包括上述书稿,《校雠广义》稿已霉烂不堪[2],劫后幸存,亦是奇迹。

他文史哲兼修,学贯古今中外,在文献学、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三大专业领域,都取得被学术界公认的建树。在古代文学方面,贯通文学史,尤精于诗,特别是唐宋诗,这是有丰厚家学渊源的,他的叔伯祖父、父亲,都是著名的诗人。他不愿意搞选本,只因为教学工作需要,才与先师母沈祖棻合作搞了从汉魏六朝以迄唐宋的《古诗今选》,具有鲜明的特色,选篇精当,一些艺术性可谓上乘而一般人认为思想性不强的,他们选了,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程先生曾多次讲授《杜甫研究》,也出版过《宋诗选》,但最后作为专项科研成果收入《程千帆全集》的是《杜诗镜铨批钞》、《读宋诗隨笔》。还值得一提的是《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是与莫砺锋、张宏生合作的,但最具创意的一篇,《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为程先生所独撰。据我所知,还有一些论文,例如研究辛弃疾、元好问的论文,均未收入《全集》,我体会其用意是:去除一般,独存精髓,不追求字数之多,而重视质量之高,保留真正是独创性的成果。前《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曾说:“当代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取得最高成就的是南方程千帆,北方钱钟书。”这是很公允的评价。

无论在武大,还是晚年到南大,凡是经他传授的入门弟子,在教学与科研事业上都有所成。我国的第一个文学博士莫砺锋,就是他培养的。他的人格魅力,具有极强的凝聚力。诚如王瑶先生所称赞:“程千帆很善于带学生。”在他指导下学习和工作,有如沐春风之感。每当我在治学上遇到困难或有所犹豫时,他就用巧妙的方法开导我。例如我感到撰著《中国文言小说史》战线太长时,他就引用荀卿名言写了条幅“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托张三夕师弟带给我,并题写我的书斋名为“穿石居”,每当抬头见此教诲,懈怠顿消。此书完稿后,他审阅了书稿,并撰序一篇,以示鼓励;同时交给我一副重担:任《中华大典文学典明清文学分典》主编,1200万字,由我推荐副主编和选聘编纂人员,经费包干,并嘱我去南京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其间我向他提及一些棘手的问题,临别时他将宋人方子通的一首七绝,写成条幅赠给我:“溪流乱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间无妙手,古来何事不由人。”我当然心领神会,要有善于处理复杂困难问题的方法和毅力。在一定的时间内,要完成巨大的文化工程,必须掌握一个方向性的基本原则,以确保《大典》的质量。他在来信中明确地提出衡量与把握质量的标准是:不误、不漏,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力求不出错误是第一位的,因受字数限制,绝对不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不该漏的尽可能不漏。我算是比较勤奋的,但也不免有偷闲懒散之时,为免误《大典》重任,在给先生的信中,我请他写一副鞭策性的对联,他认为我有这种精神很合他的心意,很快就把对联寄来了:“恪勤在朝夕;俯仰愧古今。”程先生组织、协调、领导学术群体的才能,确实不同凡响,具有大师超凡的气度,是学术上真正的帅才。可告慰老师的是:付出我们四代人辛劳的文化工程——整个《文学典》的六个分典,均已如期出版。

 

四、执着忠诚,穷而弥坚

千帆老师的心,是灼热赤诚的,像炉火似的热,又像秋水似的清。他的心总是那样坦荡透明,年逾不惑而心无城府。对家人温馨忠诚,对学生友人重信谊、笃真情,对事业执着追求,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1952年秋到1956年9月,沈祖棻先生应邀先后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和南京师大任教。沈先生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所以总是程先生去苏州或南京相聚。但他工作很忙,有一次为了能按约定的日期赶到南京,(当时一般只能坐船,需要两天一夜34小时),他就急忙乘飞机如期赴约,那年代乘飞机可不像现在这样容易。

1956年10月,沈先生调回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为祝贺他们全家团聚,全系教师和研究生在行政大楼第一会议室举行联欢会。系领导和老师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一片掌声中,程先生神采飞扬、满腔激情地吟唱了沈先生作的一首词《浪淘沙》四首中的第一首,以表达沈先生抗战时期的忧国之情,而与眼前的幸福欢快作对照。这也是当代文坛佳话。在家庭生活中,正是这种高雅温馨之爱的力量和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撑,使程先生在遭遇“扩大化”运动的沉重打击,以及“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能够坚强地度越困阨不堪之境。千帆师被贬谪到农场从事惩罚性的劳动,在他们来往的书信或所作的诗歌中,抑或偶获恩准得以回到学校最荒僻的穷巷陋室少聚,都洋溢着人间苦涩而又深挚的至情。他们既是患难夫妻,又是文章知己。先生秉性旷达爽朗,对于“以非罪获严谴,厕身芻牧者垂二十年”的不公正待遇,并不十分介意。唯沈先生的不幸车祸惨死,心灵受到重创,既悲且愤。那是在1977年6月间,我闻此噩耗,顾不得会不会挨批判,前往他家吊唁。先生的爱女丽则在门外洗衣服,双眼红肿,哽咽着说:“爸爸在屋里。”我走进房门,只见千帆师孤零凄凉地坐在书桌旁,左手缠着绷带悬挂在脖子上。目视此情此景,黯然神伤。我们紧握着手,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唯泪眼相对,心灵共鸣,同命相怜。我们师生两代人的命运何其相似,苍天为什么这样冷酷!

我国自古以来正直的知识分子,有关心国事民瘼、直言敢谏的传统,而这种诤谏精神,又往往与对“圣君英主”的理想和希望联系起来。有一次,我和延霖去程先生家,与他谈学术问题,谈及宋明理学与士大夫的精神面貌,他对明代嘉靖年间一批正派士大夫为国家民生大计“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品格,深为赞赏。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忠臣。所谓忠臣,就是意识到社会的忧患,具有责任心和使命感,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正基于这种思想认识,当1957年春邀请知名人士出席整风座谈会的时候,很多人都和程先生一样,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坦诚地直抒己见,谁也没有料想到,会上发的谠言,竟成了入另册的罪状。

直到1975年,终于盼到了“乌头白,马生角”,程先生戴了十八年之久的右派大帽终于摘掉了。又立即奉命“自愿退休”。说起摘帽,不能不令人对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产生由衷的敬意。那是在沙洋农场,程先生驾着牛车顺着下坡路疾奔,前面却来了一群放学归家的小学生,眼看就将出现牛车撞倒一群小学生的惨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先生毅然跳下牛车,牵着牛鼻子拐个弯,小学生免遭横祸,而程先生自己却折断了腿骨,受重伤卧床几近一年。正是这种舍己救人的壮烈行动,感动了“上帝”,在他所属那个班组群众的强烈呼吁下,才摘掉那个帽子。

一个长于治学、才华出众的学者,正当年富力强之时,被迫“放下了笔杆子,拿起了放牛鞭和粪耙子”,确实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我感到钦佩的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只要有可能,他就悄悄地拿起书本或挥动笔杆。在十八年间,大约将近一半时间是在校内农场或中文系资料室工作,白天放牧或到资料室坐班,晚间回家,与沈先生论诗谈文,读书写作,照旧不误。在沙洋农场劳动时,还利用晚上开放图书馆之机,认真地读了汉隋八代史。特别是在奉命退休,成为街道居民后,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学术耕耘。1978年春,我去看望他时,看见在他书桌右侧墙壁上,贴着一张毛笔写的纸条,上书“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他对我说:“这看似老生常谈,我就是要以惜分阴的精神,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这不是空话。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在伏案写作,以每天写三千字左右的速度,整理沈先生遗留的论著和诗词创作稿。左丘明、屈原、史马迁等古人发愤著书,大概就是这种精神。明乎此,就不难理解,从1979年至1999年二十年间,程先生的学术成果,真可谓著作等身,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五卷本《程千帆全集》是他生前定稿的,为纪念他百岁诞辰,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经修订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师母陶芸编的《闲堂书简》,从中可见对友人和学生的真挚情谊以及治学之道。他曾经用形象化的语言对我说:“一棵扎根深土的树,即使把它的枝干砍光了,也会萌发出新芽的”,实践证明,这也是真理。

在1957年之前,沈先生就曾与程先生相约:“要在喝彩声中退场。”于是程先生于1990年在一级教授的岗位上,声望最为隆高之际,主动上书引退;而对培养青年学者和著书立说工作,仍然孜孜不倦。他是在2000年5月中旬主持通过《中华大典文学典》最后两个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样稿论证会后,于6月3日溘然长逝的。他对学生的遗嘱是:“在我身后仍能恪守敬业、乐群、勤奋、谦虚之教,不坠宗风。”弟子们都铭记于心。

注释:

[1]详见《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忆往》,第7页。

[2]《校雠广义》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卷,晚年由其弟子徐有富协助重写。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原载《长江学术》2016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转发。)

 (本网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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