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乐山的回响》一书，1937年9月21日，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讲话，带我们走近那个“烽火连三月”的时代——
“今天和过去五年之中同样的一天是大不相同。在过去五年中，我们把眼泪咽下去，往肚皮里流；今年我们的眼泪，是往外流了！不但流泪，而且流血！敌人的压迫，我们是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们要出气！……我们又须牢记着：我们要准备吃苦头。”
民族危难、国运凋敝之时，武汉大学的一批进步师生不顾个人安危、不畏强权政治，始终坚持传播先进思想、参与进步运动，其事迹读来可歌可泣。在皇皇武大的百年历史中，整个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也许是千疮百孔、艰难困苦的一页，却更是不惧积威、自强不息的一页。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深陷沧海横流，教育也劫数难逃。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次年初，武汉被日寇三面包围，岌岌可危，武大师生被迫迁至西部偏远小城——乐山，开始了八年漂泊流亡之旅。
武大乐山办学旧址
乐山，古称嘉定，素有“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之美称。然而，几经日寇的狂轰滥炸，这里已是一派满目疮痍、荒凉破败的景象。此外，物质匮乏，经费困难，医疗条件恶劣，可以说，乐山时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物质条件最恶劣的时期。然而，物质上的艰难尚能努力克服，精神上的苦役却更为沉重。西迁乐山后的八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白色恐怖时期。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控制教育界，积极推行法西斯的强化教育——利用导师制束缚青年思想，利用三青团、区党部、训导处对师生施以法西斯统治，利用特务严密监视进步师生言行、捕杀进步师生，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避于祖国西南一隅的武大师生没有被恶劣的物质条件所压倒，没有被“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教所动摇，没有被白色恐怖的形势所吓倒，他们发愤图强，斗志昂扬，积极引领和传播社会进步思潮，涌现出一批敢于言说的进步教师和如火如荼的进步学生社团。
在这片物质贫瘠之地，精神高压之城，思想之花却得以盛放。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有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学术之自由、思想之活跃、教授之数量质量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可谓名流荟萃，蔚为壮观。早在西迁前，王世杰任校长之时，就开自由风气之先，在教授的聘用上，看重学术成就而无门户之见。乐山时期的校长王星拱同样倡行“兼容并包”，广揽贤才，实行民主办学。王星拱认为“学校是学术自由的天地”，故什么主义（包括马列等进步书籍）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宣讲、流传。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在武大课堂内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时任校长王星拱
1943年初，杨东莼教授来到武大执教，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利用课堂，他热情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在次年武大师生主持的“五四运动”座谈会上，杨东莼结合自己曾参加五四集会游行的经历，公开主张继续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旗帜。根据档案记载，事后蒋介石在给教育部的电令中称：“据报，杨东莼教授平日言论反动，诋毁本党和政府，并对学生时加煽动，希整顿为要。”此后，杨东莼的言论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而其在乐山教书期间人身安全无恙，主要是由于王星拱等多次以学校名义呈文为其辩护的结果。例如，学校曾在给教育部的呈文中说：“杨东莼所授政治思想史一科，范围只止于先秦时代史，其人在校教学亦甚努力，平日言论无涉及任何实际问题”。
杨东莼教授
外语系缪朗山教授应聘来武大后，看到许多进步学生迫切要求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向往苏联革命，在1943年3月间，利用业余时间为这些进步学生办起了俄文班。俄文班开办以后轰动整个学校，听课者云集，教室座无虚席，甚至窗上都爬满了人，连生物系著名教授何定杰也兴致勃勃地前去听课。反动派对进步师生要求学俄文视若洪水猛兽，惊慌不已，就在俄文班开办不久，便派军警包围，说什么“教俄文就是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这是在赤化学生”。缪朗山也受到严密监视，但其毫不畏惧，继续利用课堂，向学生宣传文艺新思想。
法律系教授蒋思道常以嬉笑谩骂对国民党加以讽刺。课堂上，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国根本无宪法可言，因委员长（指蒋介石）之手令可以干涉任何事情。”对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本质的揭露入木三分。
时任经济系主任的陶因也是思想进步的教授。他的经济学讲义中，博采各家学说，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客观介绍。他恰当分析并且全面阐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各项基本观点，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尤为推崇。陶因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勤于钻研，对有志青年关爱备至，自始至终地热情支持进步学生革命，关心进步学生社团，当时左派色彩比较明显的“岷江读书社”就得到了他的很多帮助和指导。
除了陶因外，彭迪先、陈家芷等也在经济系任教。彭迪先主讲外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课。当时武汉大学经济系全国领先，老教授较多，最开始有些学生对这位30岁左右的年轻教授持某种保留态度。但在听课后，学生们觉得彭迪先的课深入浅出，能启发思维，系统性、逻辑性强，无不心悦诚服。更重要的是，彭迪先在教学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使青年们认识到是马克思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并从而信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这使他不但扩大了大学讲坛上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阵地，而且启发并引导了若干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此外，革命战争时期，武大人不仅在校园课堂里讲授马克思主义，也有奔赴延安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毕业的武大校友杨献珍，40年代从事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相关工作，并于1944年12月起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便是一例。
在武大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的帮助、指导及掩护下，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纷纷组织壁报战、歌咏、话剧等多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有声有色。党组织在同乡会、系会、年级会、班会以及各种学术性的研究会和服务性的社团中广泛开展革命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党员师生带头参加抗日救亡歌咏活动，深入城镇、乡村宣传抗日。其中，抗战问题研究会、岷江读书社、马克思主义小组、武汉大学学生运动核心组织是几个影响较大的进步社团。
在反共高潮的白色恐怖时期，武大师生在课堂内外声张正义，宣传民主，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敌伪的种种罪恶行径，这在当时是很不易的：不但要有真知灼见，而且必须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这里还必须感谢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训导赵师梅，冒着丢官杀头的危险，多次以学校名义呈文驳斥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情报，为进步师生极力辩护。他们含辛茹苦、惨淡经营，保护了进步师生，表现出的正气凛然的爱国之心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崇高精神让后生景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条件极为恶劣的环境里，自强不息的武大人，在坚持办学的同时，积极引领社会进步思潮，英勇地承担起了一份与民族荣辱同呼吸、与祖国危亡共命运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档案馆原馆长徐正榜认为：“在民族危亡之时，武大师生身体力行，为国家奔走呼号，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担当。先进知识分子要发挥引领社会进步思潮、抵制错误思潮的作用。在战争年代我们不怕牺牲，坚持马列主义，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寻找珞珈红色记忆”之三）
（编辑：陈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