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卿
自2023年《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以来，中国出版学研究开始从“自发”生长转向“自觉”构建的新发展阶段。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在价值立场、主体定位与方式方法等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出版学研究逐步摆脱对域外理论的依赖，以文化主体性引领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成为出版学研究的核心取向。
文化主体性的双重向度
以文化主体性引领出版学知识体系建设，具体指涉两大维度：一是出版学的本土文化根脉。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应以中华优秀出版文化为根基，构建不依附于西方话语的中国出版学知识体系。二是出版的文化本质所决定的、出版学作为文化学科而非产业（或商业）学科取向。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应回归并聚焦出版的文化本质，避免将产业属性凌驾于文化属性之上，以产业导向主导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
出版是内容产业，文化是出版的本质属性。出版业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一种专业化的社会文化活动，它以出版物为载体，将分散的个体思想、群体经验与公共知识进行系统化筛选、整理与固化，实现跨代际传承与跨区域传播。出版活动不以单一盈利目标为导向，与一般物质生产活动存在本质区别。出版的核心功能是文化的规范性生产与中介性传播，是对文化内容的系统性选择、组织与传播，通过严格的内容把关机制，建构文化导向、梳理文化脉络、校验文化内容、规范文化表达，以实现文化传承与传播的社会功能。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工商管理学的融入部分遮蔽了传统出版学的文化取向。出版学的概念范畴、研究议题与方式方法等均不同程度地向工商管理学偏移，对出版文化本质的关注也相应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这一现象逐步改观，以文化主体性引领出版学知识体系构建逐步成为出版学人的理念共识和行为自觉。
以文化主体性为导向，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坚持文化自信、践行“两个结合”的基本要求，是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根本立场。赓续本土出版文化根脉、立足出版的文化本质，是以文化主体性引领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双重向度。
赓续本土出版文化根脉
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出版学是源于本土的中国之学。它源于中国古代的“治书之学”——古典文献学，虽然在其成长过程中部分融入了西方工商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和传播学的某些理念、范式与方法，但仍然具有先天的民族基因。
古典文献学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周知一代之学术，及一家一书之宗趣”的学术取向，以典籍出版物为本体搭建的传统知识体系，依托版本考据、文本校勘、目录编纂形成的严谨治学方法，是我国出版学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近代以降，中国出版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变局中，将出版业与民族启蒙、文化传承深度锚定而沉淀的“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存续文脉”的鲜明文化底色；革命年代的红色出版实践树立的以进步出版物唤醒民众、凝聚力量的鲜明导向与价值立场；当代社会主义出版工作指导思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行业准则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出版方针等，共同构成中国出版学区别于域外出版研究的核心文化标识，为当代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筑牢了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根基。擦亮核心文化标识，赓续本土出版文化根脉，是以文化主体性引领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向度。
脱离中国本土出版传统与出版文化，套用西方出版学的价值取向、理论框架或研究范式，构建不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知识体系，解释不了生动鲜活的中国实践。唯有牢牢守住“不忘本来”的核心立场，从千百年来历代中国出版人的实践智慧中提炼原创性概念、创新理论与本土范式，才能真正构建起有根脉、有温度、有实效、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
立足出版的文化本质
立足文化本质属性，构建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是要跳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产业与技术框架，回归出版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本质，揭示出版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内在规律，形成以出版的文化本质为核心的出版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迄今，我国出版学业已初步建立起了编辑中心论、复制（印刷）核心环节论和发行龙头论三大知识体系框架。其中，编辑中心论，脱胎于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过程中虽部分融入了西方传播学的某些理念与范式，但仍然较好地继承了传统“治书之学”的研究范式，具有鲜明的文化导向；复制（印刷）核心环节论，立足出版技术应用，聚焦文化内容的“物化”属性，探寻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出版应用，具有鲜明的技术导向；发行龙头论，则是工商管理学融入出版研究的产物，尤其关注出版物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实现问题，市场导向鲜明。三大知识体系框架，分别以文化、技术与产业为导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技术加速迭代、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技术导向的复制（印刷）核心环节论和产业导向的发行龙头论，大有盖过内容导向的编辑中心论之势。出版的文化本质，在出版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面临被逐步消解的风险。
改变这一倾向，须有跳出产业与技术框架，聚焦出版的规范性文化生产与中介型文化传播两个维度，重构出版学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一是以“出版”“阅读”等传统概念的时代化、“红色出版”“主题出版”等原生概念的精确化、“出版融合”“开放获取出版”等借用或共用概念的学科化，构建文化导向鲜明的出版学概念体系；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立足本土出版实践，聚焦出版的文化本质，提炼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规律和原理，生成适配本土出版实践的理论体系，避免用外来的预设理论框架裁剪本土的出版现实；三是在规范运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完善以文本分析为主要特征的编辑学研究方法、以阐释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阅读研究方法、以批评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书评学研究方法等具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出版学具体研究方法体系。
文章链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610/t20261021_6074323.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