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壮海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明确要求。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4年11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了“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一步步聚焦，揭明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根本着力点，凸显了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深远意义，设置了新时代中国学界广泛关注的“大议题”，也引领了学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集体努力。笔者以为，在这种学术的集体努力中，我们应当增强历史接力的自觉，在时代新程中把握机遇、看清责任，坚持问题牵引，在会通中立新说、成新见。概言之，即“探史察时，会通答问”。
一、探史
探史，可以有宽窄广狭多种视野。这里所指的，是要注重考察并自觉接续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努力探索构建跟得上时代、具有主体性的知识体系的艰辛跋涉。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一度跌入“文明蒙尘”的困境，陷入“古今中西”的纠缠，中华传统学术体系在国运沉浮、文化交锋、时代新潮中遭遇严峻拷问、无情“肢解”。西学之入，犹如“怒潮”，“欧风醉人，中学凌替”（《樊山政书》卷二〇）。有人曾如此描述其时中国学界之景：“所谓社会科学，老实不客气的说，是西洋的产物”，“都是些舶来品”，“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贩卖洋货”，“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工作不外下列三种：一、讲授外国的教科书，二、抄袭外国的著作变成教科书或讲义，三、将外国书译成汉文”。但是，这种历史的遭遇、学术的状态，也从另一个方面促动了中国学人对学术与家国命运深层关联的认识和思考。“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主平等的地位”，如此之类关于学术的识论遍见于近代以来中国学人的著述篇章之中。
与此相应，与西学东渐之潮所同起的，便是中国学人为着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开新、重振而展开的坚忍不拔的努力。1926年10月至次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将中国的“道术史”即“哲学史”分为主系、闰系与旁系。“主系是中国民族自己发明组织出来，有价值有权威的学派，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闰系是一个曾做主系的学派出来以后，继承他的，不过有些整理解释的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的。旁系是外国思想输入以后，消纳他，或者经过民族脑筋里一趟，变成自己的所有物，乃至演成第二回主系的思想的。”虽然这“三系”之中都内含着中华民族自己的创造与努力，但梁启超更期待中国哲学新的主系的出现。他说，在中国道术史上，“主系思想，有价值的，不过两个时代：一，先秦；二，宋明（包括元代）”，“现在的中国，我们希望更有一个主系出现，和第一主系第二主系都要不同才好”。梁启超所呼唤的与第一主系、第二主系都不同的新的主系，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而且是中华民族超越自己已有创造的新创造。1931年4月27日，蔡元培在《时事新报》刊文祝贺大东书局成立十五周年暨新厦落成，明确提出“国化教科书”问题。他指出：“‘国化教科书’五个字的意思，就是想把我国各学校（偏重高中以上）所应用的各项教科书——社会科学的或自然科学的——除外国文而外，都应当使之中国化”，“务使高中以上各学校，除外国文学课程外，无论那一种学科，都有中文本子，足供教员学生们研究参考之用，不致动辄乞灵于外籍”，如此“则中国青年幸甚，中国文化前途幸甚”。这些论述所代表的无疑是近代以来一批批有志中国学人致力于为中国学术开新命的共同心声。
在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探求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跋涉中，最具历史节点意义的，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的提出。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并深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张申府称之“可以象征出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在此思想理念的引领下，学界进一步掀起“学术中国化”的热烈讨论。学术中国化显然是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学术体系，使之带有鲜明的中国特点，彰显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参与讨论的众多学者不仅从不同角度探讨学术中国化的必要性与实践路径，也表达出要沿此路径而“使中国在学术上也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国”的宏大志向；不仅将学术中国化作为学术议题来讨论，更表现出沿着不同学科路向践行这一思想理念的积极努力。
正是在艰辛坎坷而又坚韧执着的学术跋涉中，中国传统学术一步步实现现代转型，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孵化成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哲学领域，李达推出了被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在史学领域，推出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941年）、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1943年）等；在政治学领域，推出了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邓初民的《新政治学大纲》（1940年）等；在经济学领域，推出了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薛暮桥的《政治经济学》（1942年）、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等。众多的学科领域都开疆拓土、叩石垦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艰难曲折但向新而行的历程，专门论及“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并指出：“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懈探索，贯穿我们党带领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余年的历史进程。当下的我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更大力度开展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正是接续已有的历史探索而展开的学术新征程。在这种学术的历史接力中，我们应理清作为前行基础的学术探索史，构建不同学科领域中国学人的学术谱系，看清前人的历史贡献与历史局限，明确今人的时代际遇与时代责任，知从何来，知当何往，增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信与自觉。学术谱系的整理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努力构建中国学问的探索史，同样是新时代的中国学人应当读好并努力写出新续篇的教科书。
二、察时
虽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重建中国学术道统的努力，贯穿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但在新时代的当下，明确提出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有其特殊的意义、特殊的内蕴与要求。理解这种特殊性，需要我们增进“察时”的自觉，仔细考量我们所处的时代，准确把握新时代的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看清新时代中国学术所面对的时代际遇、时代责任。
百余年前，当国人惊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开始努力探求“新知”时，当时的中国是作为时代的“落伍者”要奋起改变命运，要“赶上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方位中，实现学术道统转型与开新的重要议题或路径，是向“先行者”学习，同时要将学到的东西“消化吸收”，努力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已是大踏步追赶上时代的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我们还要奋起直追，但从整体而言，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已不是“落伍者”，而是“并行者”、“先行者”。换言之，当今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是作为“并行者”、“先行者”或“领跑者”的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并行”、“先行”或“领跑”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体现在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整体状态中。“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更新文明形态方面的开创性与引领性意义。赶上了时代、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始终葆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主动精神，敏锐把握时代大势，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推进中华文明的辉光日新，努力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在“站起来”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有思想文化、学术上的“站起来”；在“跑起来”、引领时代的进程中，我们必须有具有主体性的、引领性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
“并行者”与“先行者”的历史身份，不仅蕴含着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强烈的内在要求，也赋予新时代的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规定性。
作为历史进程中的“并行者”，我们既需要自主回答前行路上所面临的具有独特性的时代课题，也需要积极主动地回答在与“他者”的历史同行中所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一方面，虽是历史的“并行”，但我们走的是“自己的路”，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路。“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在“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向他者学习，择其善者而用之。但同时，我们更要自主地回答前行中的各种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另一方面，在历史“并行”的进程中，我们与众多同行的“他者”面对着很多共同性的、需要共同回答的时代课题。回答这些问题，同样是与众同行的新时代中国的责任和义务，同样是我们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应有的自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很多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经常与各国政要论及共同面对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同时也积极分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解答这些问题的思考和方案。比如，2023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2024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应对这个变局，这是个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我给出的答案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并行者”的我们，既需要自觉回答中国之问，也需要自觉回答摆在人类社会面前的共同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
作为历史进程中的“先行者”，新时代的中国还面对一系列崭新的、没有先例的、没有现成教科书的课题。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的事是前无古人的，我们要学马列主义，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能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只能运用它的原理、立场、观点、方法，通过自己的摸索、咀嚼、创新来提出答案。西方的东西要借鉴，但不能完全吃它这碗饭，不能全盘接受。我们搞的事业，我们是先行者、探索者，没有人给我们提供可以采用拿来主义态度的经验，必须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摸索到的规律来升华我们的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阐述了当代中国发展和变革的独特性、独创性。他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当代中国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上创造性的新版，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提出了极为丰富的崭新课题。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求新时代中国学人直面作为“先行者”的中国需要回答的前所未有的新课题，勇立时代潮头，深化前沿探索，发出先声，倡立新论。
概言之，新时代中国所处的时代境遇，要求新时代中国学人从“并行者”与“先行者”的身份集成、历史方位中，理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必然性、内在规定性。从这样的身份集成与历史方位中，我们要看到，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需，体现在但又绝不仅是因为他者的理论解决不了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要靠中国人自己书写；体现在我们有责任为解答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体现在我们必须以高度的主体性将作为“先行者”的实践经验升华为具有引领性意义的知识与理论，去担当“先行者”所应担当的知识创新的使命。换言之，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摆脱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学科领域至今仍不同程度客观存在的各式样态的被动的“西学”之缚、主动的“西学”依附，而且要面向新的实践、面向未来、面向世界，更加积极主动地创造新知。我们要建构的自主知识体系，是立足中国大地的，也是面向广阔世界的；是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脉的，也是面向无限未来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这些重要论述既揭示了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思路和方法论原则，也清晰阐明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所应包含的内容向度。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怀人类、面向未来，是中国学界在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所应有的眼界、胸襟、气度和自觉。
三、会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样不是要搞自我封闭，也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完成建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开放包容的问题。他指出：“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
中华文明具有开放包容的禀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以博大的胸怀广纳博取，汇万流而成一宗，以成其大其久、光彩夺目。这种文明禀赋同样贯穿在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光大学术、兴盛文化的不懈探求中。面对西学东渐，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著名论断；王国维坚称“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极力倡扬“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明确指向，也包含着融通各种优秀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同时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要总结和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遗产，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1939年4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影响下于重庆创办的《理论与现实》，创刊即发起“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学术中国化”反对将外国学术简单搬移、套用于中国，但又绝不是搞文化的排外主义。该刊《创刊献辞》中明确写道：“‘学术中国化’是反对外国学术理论之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式的使用。它的意思，当然不是肯定学术之民族的狭隘性，更不是专门以颂扬一切中国固有文化（连失时代性和反时代性的文化在内）为能事，一味绝拒外国前进的学术思想之研究，像今日国内少数别有用心的文化排外主义者一样。‘学术中国化’之正确的了解是将世界学术理论底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要使理论的研究与发展，适应于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民族和社会的需要；具体地说，即要使它适应于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底历史要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思维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以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文明发展的现实态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识性概念，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向世界树立起的具有强大引领力的文化旗帜。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积极推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放包容心胸的鲜明表达。作为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自然也遵循着这样的文明法则。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有论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他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会通”方能“超胜”，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是以熔铸古今、汇通中西为坚实基础的。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排斥一切真理，不管它来自何时、来自哪里，只要是真理性认识，都可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分。我们要拓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这些论述阐明了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应当遵循的法则，阐明了新时代中国学人学术努力的路径与方向。
“会通”是一个大命题，实现“会通”需要落实到每个学人努力打开学术眼界、厚植学养的具体行动中。“会通”，于大处，是要熔铸古今、汇通中西；于细处，则有待更多学人打破学科壁垒、学术“茧房”，走出“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的学术自限、学术自足。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学科越分越细、学术研究方向越来越窄、学科边界意识越来越强等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批评。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评价体制等外在学术制度生态的改进和完善，更离不开学者的向内用功，离不开学者超越学科之限的勇气和自觉。美国“新史学派”的倡导者詹姆斯·哈威·鲁滨孙专门论述过历史学的发展要有“新伙伴”，即加强对相关学科的学习。他指出：“历史学能否向新发展和取得成绩，取决于它不把本身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作为单独的学科，并要保卫自己免受不时出现于其领域的好像是敌对的科学的侵占。要是这么做就是误解了科学进步的条件。现在没有哪一组的研究者能再主张拥有哪怕是在极小极小的科学领域的独立管辖权，要是他们捍卫这类权利的主张成功，那就没有比这对他们更是致命伤了。”“如果历史学要达到最高的发展，它必须放弃一切个体主义的念头，并认识到历史学只不过是研究人类的几种手段之一。它必须承认，像地质学、生物学和大多数其他科学一样，历史学也是以一些姊妹科学为根据，只能与姊妹科学共同进步，必须主要依靠它们的支持，并在我们对人类的全面了解方面做出贡献以回报。”历史学如此，其他学科亦是如此。
真正的“会通”是建立在学术主体性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在漫无际涯的知识海洋中随波逐流。这种学术主体性，与相应学术体系中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的价值持守和学术追求等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在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的学术主体性建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中华文化立场这一基石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样要坚守魂脉和根脉。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原理，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有真正弄懂了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也是在这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称作“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因此，在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在打开学术眼界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融入贯穿、中华文化立场的持守，既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增强学术主体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所在。唯有如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才能有强劲的魂脉和根脉的滋养，有在各种学术资源中从容择取的主体尺度，有回应新题、创造新知的自我主张。
四、答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归根到底也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会通”也是以对相应问题的聚焦为前提、以对相应问题的透彻求解为重要标识的。无问题的聚焦，则各家之说无以“会”；无问题的透彻求解，则众说之会难言“通”。古今中外，所有的学术名篇无不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贯穿着对相应重大问题的探索求解。习近平总书记曾列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洛克的《政府论》等西方名著，并指出：“这些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当今时代，中国学术新的名篇巨制的形成进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同样建立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自觉关注、深度求解的基础之上。
答问的前提是发问，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恩格斯在1885年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撰写的序言中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之所以能够“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正在于“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所深刻揭示的也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聚焦问题，在理论创新、学术研究进而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前提性意义。
提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要求学者有强烈的学术情怀、敏锐的社会关注，能够将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紧密地融为一体，在实践中去主动地发现、发掘真问题，而不是满足于纸面上的问题观察、陶醉于狭小书斋中的自娱自乐，或被动、盲目地附议他者设置的议题、从域外文献中移植学术问题。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1983：一部理论史》一书中对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界的有关状况做过这样的描述：“随着美国全球帝国统治地位的增长，与其相关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分析方面的讨论，也随之不断扩展。美国国旗不断出海，现代化的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紧随其后，到处输出美国中产阶级价值观。这十年之中的很多写作都有此特征。……如果你去阅读当时的英国社会学杂志，你会发现，里面的文章读起来就像是脚注，是对脚注所做的脚注，莫顿（Merton）和帕森斯（Parsons）的作品中都是如此。他们不仅毫不关注英国人的生活，对所考察的生活的独特之处也毫无感觉。一些方法手段和意识形态假设就这样被从原初语境连根拔起，生硬地移种在另外一个语境中。”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度，做“脚注”式、“脚注的脚注”式的学术，都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学者，更不可能成就真正的具有主体性的原创成果、知识体系。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之所以这是一个需要理论、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产生思想的时代，根本原因正在于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以一系列的时代发问，给理论创造、学术探索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然而，同时也要看到，即便处于如此火热生动的实践场域之中、处在时代发问如此密集呈现的学术场域之中，我们的不少研究仍然呈现出程度不同的“问题钝感”，不少青年研究者还常常处在为找不到“选题”而犯难的困境之中。走出这样的“困境”，需要我们更多地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学术研究唯有走出“象牙塔”，才能走出“选题困境”。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在2014年10月15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曾这样讲：“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这里讲的文艺之道同样也是学问之道。只有植根实践和生活，才能真正切准时代的脉动，提高发现问题、深度感知问题的敏锐性和实际能力。
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增强学术发问的意识和能力，还要增强创造性学术答问的意识和能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的创新创造问题，强调学术原创力的提升问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列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2024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论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将“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称为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不仅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写入文化部分的标题之中，还特别强调了“提升文化原创能力”的问题。这些论述和要求，都清晰地体现了创新创造、原创力对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文化强国所具有的关键意义。在提升学术原创能力的进程中，我们既要以严肃的学术心态和审慎的尺度看待学术创新问题，避免将“创新”泛化、将“创新”作为学术评价中可随意粘贴的标签，也要避免将“创新”抽象化、神圣化，认为创新只是极少数人可以企及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我们要普遍增强学术创新的意识，将学术创新的追求融入每一次具体的学术探索之中，积跬步而至千里。唯有如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才有广泛的、不竭的活力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