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最主要的领袖人物，当然是陈独秀而不是胡适。正是由于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才兴起了新文化运动，也才有了今年的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而在新文化运动发起后的十年间，陈独秀的影响一直贯穿始终。新文化运动后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固然发生于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但把论战引向深入的，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可以看出，陈独秀在这时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遮蔽起来，仅突出胡适的重要影响，显然是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并不是仅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倾向。早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就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将“社会主义”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作为近代世界文明的三大特征，并介绍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由思想到运动的贡献，称：“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斯，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俄国十月革命后，更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二文在《新青年》上发表，并首先在中国思想界发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呐喊。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都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前，是这一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先导。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将新文化运动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遮蔽起来，仅以自由主义倾向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性格，显然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
最后，五四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不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的政治干扰”。特别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后短短几年间，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撰写出第一批学术著作并由出版社出版，如李大钊《史学要论》、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李达《现代社会学》等。这些学术著作的问世，不仅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更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只承认自由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而否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贡献，当然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的实际。
通过以上辨析可以清楚看出，自由主义对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的割裂，多方面背离了历史的实际，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不良学风和意识形态偏见。批判这种不良学风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及由此所引出的对自由主义的美化和神化，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为指导阐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意义及其联系，揭示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是我们进行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的重要任务。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http://www.cssn.cn/zx/201504/t20150403_1573849_1.shtml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4月3日 本网编辑：付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