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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中:从孤岛到辟雍,半个世纪的行走

发布时间:2024-03-19 08:44 来源:​文学院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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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李建中教授在执教五十周年暨“关键词:话语体系与标识性概念”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谢辞。

四十多年前,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家乡,我居然无动于衷。原因很简单:自卑,胆怯。我只上过五年小学,家庭出身又不好,考大学?想都不敢想。后来是我的一位学生动员我高考,还帮我找到好多复习资料,师生同堂考试,同届录取。上大学前,我当过8年中小学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42年大学教师。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半个世纪的行走,道何可道。

一、孤岛

1971年,我作为下乡知青到湖区做民办教师,被派到一座孤岛上教“复式班”,十几个孩子,五个年级,四门课程,只有我这一位教师。音乐、体育还可以上大课,语文、数学只能分班教学。说是“分班”,其实是在同一间教室:教一年级识字时,四、五年级在写作文;教二年级四则运算时,三年级在解应用题……教学难度之大,工作负担之重,超出了我的想象。

最可怕的还是孤独和寂寞。小岛交通不便,不通电话也不通邮件,遇上恶劣气候,节假日也不能回家。那个年代,无书可读,无网可上,孤岛上无人可以交谈。寂寞,成为孤岛生活的主色调,连每天的落日和晨曦都是寂寞的。那年我才16岁,过剩的精力和时间如何消磨?体育锻炼。清晨跑步,傍晚游泳,晚上到湖里面摸鱼……多少年后,当我在南湖东岸,在桂子山上,在东湖之滨继续我的职业生涯时,我才慢慢悟出,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孤岛生活赐给我三大财富:坚持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忍受孤独寂寞的心理承受能力,从事跨学科教学和复合式管理的通识教育能力。

二、田野

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南民族大学,校园在远离市区的南湖东岸,不通公汽,毗邻农舍,入校须穿过一大片农田。这种原生态的、野性的美,不仅是空间的更是精神的。记得有一次下课后,几位男生邀我喝酒,不是去餐馆而是到湖边,从书包里掏出一瓶散装白酒,还有花生、蚕豆之类,边喝边聊,聊他们民族的风土人情,唱他们民族的歌,还手把手教我跳他们的民族舞。我常常感慨,这种事在21世纪的大学校园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卷”,特别是这个田野校园里我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功利心,有的只是本真、质朴和生命力。学生不“卷”,教师也不“卷”,没有量化管理也不用发C刊,没有非升即走甚至也不用分科治学。1996年,民大中文系申请到文艺学硕士点,全系各教研室的老师都可以在这个点上招收并培养研究生。1996年董玲入门,论文选题是中国文论的诗性特征;翌年高文强和马洁入门,文强做东晋诗歌的玄学体貌,马洁做《文心雕龙》“赞曰”中的关键词。我们这个学术团队的研究路径“诗性—文体—关键词”,从南湖东岸的中南民大起步。

三、原乡

1999年,我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桂子山是我的“原乡”。

七、八十年代,我在桂子山念本科和研究生,接受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启蒙,可谓在一个对的时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来到一个对的地方(开明校长章开沅先生主政的华中师大),遇到一班对的人(既有思想又很学术的师长),桂子山是我的精神原乡。

文学院要我给全院研究生开一门“中国文化与文论经典导读”的通选课,从孔孟荀的“礼乐重轻”和老庄易的“道法自然”讲起,在人类轴心期找到中国文论的源头,后来带领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一起编《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文化概论》,也是从滥觞处讲起。桂子山是我的文化原乡。

桂子山的师友,虽然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学术主张:一辈子研究一两个关键词,比如刚才致辞的马敏教授,他研究的是近代中国的“商会”和“博览会”。中国文论研究应该以“关键词”为对象和方法,这一枚学术的种子是在桂子山种下的,桂子山是我的学术原乡。“关键词”的种子如今正在开花结果,满树的桂香,悄无声息地洒落在我的书房和教室,我的白底黑字的书页和春夏秋冬的梦境。

四、辟

2002年,新世纪已然开启,我北上珞珈,入职武大。与之前的三个校园相比,武汉大学是坐拥山水:东湖水簇拥着珞珈山,这种校园格局在西周时代叫“辟雍”,是“大学”的别称,辟为璧玉,雍为簇拥。珞珈这块巨大的玉为东湖水所簇拥。辟雍之地,享用“孤岛”赐与的财富,抒放“田野”养成的旷达,并在兼美科研教学的层面重返“原乡”。而对于师徒关系而言,“辟雍”又有新的价值:师徒六同。

同读同创。

我们有一个师门读书会,每月一次,疫情期间也未中断,但核心人物不是我,而是袁劲、纯友和煌琨。三个人都有外号,袁劲外号“袁总”,每次读书会都由他总结,他的总结既能兼收并蓄的提炼出每位发言者的精华,还能恰到好处的融进自己读书、教书和写书的心得。纯友外号“人体图书馆”和“及时雨宋江”。读书会由纯友选书并选定版本,纯友的文献功夫了得,任何经典他都能找到PDF版。纯友已经是博四了,毕业论文压力山大,但师弟师妹们若有问题找他,他一定有求必应。煌琨外号“会计”,负责管理我们团队的科研经费,严谨、细密,有如他论文的风格。

我在辟雍之地招收的首批博士生是吴中胜和褚燕,两位论文的选题都是中国文论诗性特征。中胜毕业后接着做批评文体,做文论关键词,始终不离不弃——不是对我,而是对刘勰。吴中胜的创新也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创新: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心理学方法、诗性文化方法、文体学方法、关键词方法、兼性方法,创生青春版《文心雕龙》和青春版古代文论。

同教同学。

执教50年,无论是给本科生讲古文论,还是给研究生讲刘勰、给博士生讲庄子,总是要留出足够的时间请学生上讲台翻转课堂,学生讲完后我都要作点评:从总体设计到PPT制作,从话题切入到问题推进,从现场互动到话语风格……对于我来讲,最快乐的是在《人文社科经典导引》课堂上师生同教,欣赏到弟子们在小班研讨课堂上的授课风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执教50年,该有多少学生与我同行,该有多少弟子能为吾师,我这里讲一讲“贵州班”。贵州班是武大文艺学专业的学术学位研究生班,在贵州省文化、教育、宣传、出版系统定向招生,连续招了五届,培养研究生近百人,毕业后在各自的岗位勤勉精进,成就斐然。我从贵州班同学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一是对贵州文化的热爱,二是对学术的虔敬,三是由于尊敬学术而尊敬老师。我是贵州班的导师,也是贵州班的同学,我们在辟雍之地共同学习做人、做事、做学问。

同忧同乐。

当老师的,只有忧弟子之所忧,才能乐弟子之所乐。十多年前,喻守国读博期间患病,守国与病魔抗争的三年,也是我与焦虑搏斗的三年。守国一步一步,终于走到论文答辩的这一天。答辩通过,师徒相拥,那种痛苦之后的快乐是不可言喻的。

我在为吴中胜的一本专著所做的序言中讲到“师者三乐”。教师和所有的人一样,免不了衰老、孤独和烦忧。但是,教师总是生活在青春的校园,有青春的学生作伴,他老而不衰;虽然自己的孩子远走高飞,但是身边总是有学生,他独而不孤;即使有再多再大的烦恼,只要一走进教室,一看到同学们渴望知识的目光,所有的烦恼瞬间云散烟消。

苏轼《上梅直讲书》说:“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苏轼这话是对他老师讲的,我拿苏轼的话对我学生讲。在执教50周年纪念会上,我从内心深处感谢我所有的学生,感谢学生带给我的所有快乐!

(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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