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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我的教育故事】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发布时间:2022-09-22 09:15  作者:  来源:​文学院  阅读:

作者:李建中

十年前的2012年,武汉的夏天特别热,摄氏四十多的温度居高不下,我则把自己关在书斋夜以继日地当“键盘侠”。为何要如此“自虐”?赶写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的投标书,7月底必须提交。中旬,课题组开论证会,特邀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参加。记得是在武大人文馆的五楼,冯先生顶着酷热与会,赶到会场时已是满头大汗,一边入座一边脱下白汗衫擦汗……这个画面如雕塑般永远地刻在我的脑海,还有一行文字镌在画面下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在珞珈山教书问学,最幸运的事是能经常遇到高人:德高道高的先生和志高才高的学生。我做关键词研究,有幸亲聆冯天瑜先生教诲,冯先生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系列著述,是我和我的团队成员的必读书;后来我将关键词研究的思想和方法用之于大学通识教育实践,亦受冯先生启迪,冯先生是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重病缠身仍开坛授课、击键著书,以他对学生的厚爱、对学术的执著,深刻地诠释了何为传道、授业、解惑,何为师道、师德、师风。

我从2012年开始主持“关键词研究”重大项目,从2016开始主持武汉大学通识教育。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也是大学教师最为头痛的事:“科研”与“教学”的冲突和矛盾。一是时间不够用。公司白领是“996”,我和我的团队经常是“777”:每天上班朝七晚七,一周工作七天。三个“7”还不够,有时加班,很晚才回家,太太埋怨我把家当旅馆。二是评价标准不一样,科研成果可以量化,课堂教学则是“良心活”:课前花多少时间备课,课后花多少时间为学生解惑,课中如何让更多学生受益,这些很难量化,师者靠良心做事。十多年来,我一直困惑于斯,也一直思考并践行于斯。《礼记·学记》讲“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我和我的团队正是在由“知困”而“自强”的路途中消释困惑,渐悟师道。

就(教师)主体而言,“教学”与“科研”有着深度关联,相生相济,相辅相成。我所负责的两个团队的成员都是大学教师,肩负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的双重职责。作为大学教师,立德树人是第一目标,教书育人是职业本分。科研必须反哺教学,教师的科研成果必须使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受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一个职业道德的问题。通识教育,学生跨专业修课,教师跨专业备课,硕博士研究生跨专业做助教,这样在“本科生受益”之外,新增了“研究生受益”和“教师受益”。如此有益之事,何乐而不为?课堂教学,学术研究是一种内在的功力,教学风格则是一种外在的显现。风格即人,教学风格说到底是教师在课堂上的人格形象。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四大模块,四百多门课程,一千多位教师,风格各异,其异如面,我们用经典作家及隐喻来作命名式区分,比如:苏格拉底“走出洞穴”型,柏拉图“永远对话”型,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型,杜甫“广庇天下”型,李白“且放白鹿”型,王维“空翠湿人衣”型,慧能“当下顿悟菩提”型……

武汉大学基础通识课程(两大导引)教学团队部分教师合影(2018.6)

就(问学与教学的)内容而言,我们在知困自强之中,在“元典关键词研究”与“武大通识教育”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联接点,使得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相得益彰、良性循环,从而达成较高层次的融通。这个联接点是什么?“人”,作为中华元典第一元关键词的“人”。《礼记·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三“在”所指皆为“人”。武汉大学本科教育理念是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在“人才”这个词之中,“人”是词根,是根本:何为“人”,何以成“人”,成为何“人”,这是大学科研和教学都需要回答的问题。通识教育的要义是跨专业经典阅读,杜甫说“读书破万卷”,读书还能破万“卷”(第三声)。包括“内卷”在内的人类的种种困惑和难题如何破解,人类如何走出洞穴沐浴阳光,今人在历代经典中皆能观之析之辨之悟之。我们团队精心设计的两门基础通识课程《人文社科经典导引》和《自然科学经典导引》,授课对象均为大一新生。从高三到大一,是人生的一次重要转型:从读教材到读经典,从做题到做人,从我的人生别人做主到我的人生自己做主……如何完成转型?需要专业教育,更需要通识教育:需要用通识教育打开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博雅品味,养成学生君子人格。我讲《人文社科经典导引》,以“人”为核心关键词,在社会之人的层面,导读《论语》和《国富论》,思考人的仁性与理性;在自然之人的层面,导读《庄子》和《审美教育书简》,思考人的天性与审美;在不死之人的层面,导读《历史》和《史记》,思考人的历史与使命;在必死之人的层面,导读《斐多篇》和《红楼梦》,思考人的生命与爱恨。中外经典的对比阅读,系列关键词的现实追问,均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就(教学与科研的)方法而言,我们两个团队用的都是“关键词方法”:通识教育团队是“关键词集体备课”,重大项目团队是“关键词读书会”。关键词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方法,关键词方法的要义有三:一是跨学科视野,二是语境化释义,三是兼性思维。以教学团队为例。前面提到的两大导引,课程团队80多名大班授课教师和200多名小班指导教师,来自全校六大学部的30多个专业学院,四年来坚持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每次围绕一个关键词,研读经典,切磋学术,说课讲课,录课评课。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多样化的授课风格,铸成课堂教学中对历史和现实语境的双重回归,用兼收并蓄、兼济天下来破解同学们从高中带来的标答思维。两大导引的授课方式实行大班授课+小班研讨“1:1”的课时比,小班研讨以学术辩论、艺术展示和课外体验等多种方式,培养同学们的批判意识和兼性思维。同学们将自己跨学科研读中外经典的心得撰写成结课论文,我们每年出一套优秀论文集。2018级是《何以成人,何以知天》,韩进书记作序;2019级是《博雅:中西之间》,窦贤康校长作序。2020级是《与大师对话》,韩进书记再次作序。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2021年5月,中国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第五届年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120多所高校的400多位代表相聚珞珈山,共同探讨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途径及其未来发展。会议期间,我们开放了16个通识课堂供与会代表观摩,受到同行们的热议和酷评。

2022年的夏天与十年前一样酷热难当,我把自己关在振华楼读《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通识课》和《那些年,我们在珞珈山做助教》,却有着“春台熙众,乐饵止客”的清爽和欣喜。这两部书稿,收录的是两次征文活动的作品,共有160多篇文章。同学们讲通识课堂的故事,讲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带给他们的转变和升华,讲通识教育对他们认知、思维、人格乃至人生的触动和影响,其触动之深、影响之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和想象。作为武大通识教育的践行者和见证人,在感慨通识教育的效力之时,亦感慨师之道的价值。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科研与教学,无论是主体、内容还是方法,皆关乎道,皆一于道:作为价值的为人之道,作为规律的治学之道,作为路径的方法之道。十多年来行走于道,每逢困难重重时,就会想起用白汗衫擦汗的冯先生,想起带病授课写书的冯先生。教师是忧道者,是苦行僧。《西游记》里的唐僧逢人便说三句话: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到西天取经。唐僧说的是大实话,我们当大学老师的则应该思考背后的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新时期的大学教师,和自己“00”后的学生同处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在书斋还是在课堂,我们必须思考:在中国崛起和中国复兴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在中西文化融通与冲突共在的复杂语境中,我们怎么研究以“人”为核心的元典关键词,怎么将这一研究成果施之于大学教育实践。(作者系文学院二级教授、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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