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中
老子《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生万物”这个哲学命题，或可隐喻大学通识教育的天覆地载和千姿百态，亦可概述大学通识教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三”为何能生出“万物”？其根本原因是“道生一”。道生一，道也就是一。《荀子·儒效篇》曰：“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由此可见，“一”既是量词又是动词，可释为“归一”或“统一”。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课程体系和课堂模式，但归于一，则是立德树人。“一”就是道，是根本，是本体论和价值论。大学通识教育必须坚持“人才培养为本、本科教育是根”，坚持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育。以“人”为第一关键词的大学通识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必由之路。
“道”的原初释义为“导”：道者，导也。大学通识教育以跨学科经典导读为要义，是心灵导引、人格导引和人生导引。“导”有三义：导体、导游、导演。通识教育的中外经典导读，可称之为“导体”，既是对人类文明之精华的传导，也是对经典阅读之路径和方法的引导。通识教育有大班授课与小班研讨两种课堂模式：大班授课时，教师是“导游”，带领同学们“游于艺”，游于从“前轴心”到“后现代”的人类文明之巨川；小班研讨时，教师（还有研究生助教）则是“导演”，从话题到方式，从文献到台词，导演们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道”还有“返”的意思，也就是老子说的“反（返）者道之动”。经典导读类通识课尤须强调“三返”：返回文本现场，返回历史现场，返回生活现场。“文本现场”和“历史现场”之“返”，其实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而“生活现场”之“返”则是强调经典导读与莘莘学子的青春、生命、精神、人格息息相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讲“天行一道”，也讲“兼和两端”。大学通识教育在坚持“立德树人”价值观的前提下，要以“兼和两端”的方法论打通种种壁垒和偏执，实现通识课堂、通识管理和通识文化的“四通”—— 一通古今，二通中外，三通文理，四通知行。“四通”所达所至，是为时间、空间、知识形态和人类行为等不同层面的“两端”。而就更高的层级论，大学教育的“一生二”表现为人文与自然的相融相合。中国古代的学校有多种别称，如辟雍、黉门、泮宫、杏坛等，这些命名以兼和自然与人文的方式，标举学校教育的功能及特质。自然与人文兼和圆融的大学校园，以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博雅淳重的人文底蕴，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三生万物”奠定了“一生二，二生三”之根基。
大学通识教育的“三生万物”根源于“一”“二”而繁盛于“三”：“一”是价值观，“二”是方法论，“三”则是体系化、多样性和影响力。大学通识教育作为一个自洽的体系，既有前面所提及的“通识课堂、通识管理和通识文化”的三位一体，更有通识课程之中“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中国精神”的三位一体。对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思想内涵或核心元素而言，人文精神是“仁”，科学精神是“智”，中国精神是“魂”，故人文之“仁”和科学之“智”最终须凝铸为中国之“魂”。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设计，总体目标是“成人、知天、铸魂”，分而论之则须以“成人”为宗旨构建跨学科课程体系，以“知天”为追求融通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以“铸魂”为核心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落实于培养有使命感、有情怀和担当的中国人，落实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如果说大学通识教育“三生万物”的体系化凝聚为“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中国精神”的三位一体，那么“三生万物”的多样性和影响力则是因校而异。以笔者所供职的武汉大学为例，通识教育“三生万物”的多样性可表述为“三大导引”“大班三型”和“小班三式”，影响力则表现为“三层推进”“三方受益”和“三维拓展”。
武汉大学通识教育已有30多年历史。从2018年开始，武汉大学从300多门通识课程之中提炼出《人文社科经典导引》《自然科学经典导引》和《中国精神导引》三门基础通识必修课，是为“三大导引”。三大导引实施1：1的“大班授课+小班研讨”，大班授课模式有“人生成长”“文化分合”“中西比较”三型，小班研讨模式则有“学术辩论”“艺术呈现”“校外体验”三式。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在通识文化、通识课堂和通识管理三个层面立体推进，从而使本科学生、研究生助教和授课老师三方受益：无论是人格养成、能力提升，还是通专相融、教学相长，“三方”均不同程度地受益于通识教育；延至校外，则在线上、线下和线上线下之混合三大维度全方位拓展，在海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礼记·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赓续传统，别开新局，创造性重释并转换古典“大学”文化的“三纲领”，牢记“大学”的初心、本义和真谛，永葆大学通识教育“三生万物”的蔼蔼春景和勃勃生机。（作者系武汉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编辑：相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