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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读书会】李建中:一本书 ,一辈子

发布时间:2021-03-09 14:21 来源:图书馆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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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中

有学生问我:“哪一本书可以读一辈子?”

我毫不犹豫地说:“《文心雕龙》。”

其实,我初识《文心雕龙》已经很晚了。因为“文革”,我23岁才上大学(比正常的入学年龄晚了5年)。念大一时,我对老师说:“我对文学理论很有兴趣,您给开一个书目吧,古今中外都要。”没想到老师只开了一本书: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在没有电扇的宿舍里挥汗读刘勰。第一遍读下来,虽说没有完全读懂,大意还是明白的。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文心雕龙》里面没有文学理论,没有我们当时正在学习的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典型形象和典型人物之类的文学理论。《文心雕龙》有文采,有俪辞,有秀句、隐喻、排比和起兴。我开始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如《神思》《物色》《风骨》《知音》等等,并将刘勰说话的方式自觉地应用于各种文类的书写实践。逢年过节给亲朋好友寄明信片,不再写“节日愉快”,而是改为“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春游或秋游后写游记,忘不了来一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冬天躲在被子里给女同学写情书,先感叹“知音其难哉”,后约定“清风与明月同夜”或者“白日与春林共朝”……教写作的老师常常在课堂上读我的作文,说是有“骈偶之美”。刘勰,是我大学时代的写作老师。

八十年代的大学,对“大学教师”的学历要求没有现在这么高(动不动就要博士或博士后),所以,我本科毕业就去大学教本科。不过,我一点儿也不胆怯,因为有《文心雕龙》。我在大学里开《文心雕龙》导读课,和我的学生一起读《文心雕龙》,一起背诵《文心雕龙》,还辅导学生用骈体文书写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小文章。学期结束时,我将学生的习作结集成书(说是“书”,实际上只是打印成册),命名为《青春版文心雕龙》。刘勰当年在上定林寺撰写《文心雕龙》时,是“齿在逾立”,三十刚出头,可谓青春的文心青春的龙;一千多年后,我在大学讲授《文心雕龙》也是“齿在逾立”,将刘勰的文心刘勰的龙融入当代大学生的青春之思与青春之诗。当我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文心雕龙》时,又有一个重要发现:整个二十世纪的“龙学”传播,都是在大学课堂上发生并进行的。二十世纪初,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聆听的学生之中就有范文澜。后来,范文澜先生在南开大学讲授《文心雕龙》,再后来,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杨明照先生在四川大学,陆侃如先生在山东大学,詹瑛先生在河北大学……二十世纪大师级的龙学家,在大学讲坛上传授龙学,一代又一代,泰山遍雨,河润千里。

八十年代末,我有幸师从著名龙学家杨明照教授研习《文心雕龙》。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是我早就拜读过的龙学巨著,原本打算跟着杨先生学习《文心雕龙》的校勘、考证和注释,并在这个领域内找一个研究课题。杨先生却对我说:做学问要扬长避短,考证是你的短处而理论是你的长处,你做考证,做一辈子也超不过我。杨先生是实话实说:莫说“超过”,“接近”也是不可能的。当年刘勰舍“注经”而择“论文”,何尝不是扬长避短?我在杨先生指导下精读《文心雕龙》,精析刘勰的为文之用心。一部五万余言的《文心雕龙》,我最喜爱末尾的两句: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杨先生说刘勰在定林寺写《文心雕龙》是“焚膏继晷,不遗余力”,因为那是他的“彩云若锦”,那是他的全部寄托!“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什么是刘勰的“为文之用心”?在那个佛教大盛的时代,刘勰所忧虑的是本土传统的丢失,是时人的“竞今疏古,风昧气衰”,是文坛的“繁华损枝,膏腴害骨”。刘勰要用先秦经典的情深义直风清体约,来疗救宋齐文风的讹滥和浅俗。刘勰不仅有忧患意识,更有使命感:结虑司契,垂帷制胜,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任何时代的文学理论研究,都需要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都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思路和方略。刘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能够“百年影,千载心在”。一千多年后,我在成都锦江畔的斗室之内,在那张不足三尺的小课桌前,与刘勰对话,与刘勰谈心。亦师亦友,刘勰陪伴我青灯下的孤寂。

九十年代,中国文论界弥漫着一股“失语”的焦虑,说是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就不会说话。就中西文化的碰撞而言,我们这个时代与刘勰的“皇齐”有某些相似之处:外来文化(南朝是印度佛教,今天是欧美文化)呈强势或攻势,本土文化取弱势或守势。刘勰“家贫不婚娶”,需要到寺庙里面去解决温饱、读书、就业这些基本问题。年轻的刘勰在佛教文化之中浸泡、熏染了十多年,他不仅是精通佛学,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方式基本上是佛学的。然而,刘勰又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研究的是中国本土的文学理论。按照今天的一些理论家的逻辑,刘勰是一定要失语的,刘勰离开了印度佛教的话语是一定不会说话的。然而,《文心雕龙》何曾失语?文学理论家刘勰何曾失语?从论文叙笔到割情析采,从释名彰义到敷理举统,刘勰的《文心雕龙》使用的都是纯粹的中国文论话语。但是,《文心雕龙》又的确有“佛”:不是佛学的经论或术语,而是佛学的系统思维和分析方法。这正如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人,说自己没有受西学的影响则近乎痴人说梦。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必然导致本土学人的“失语”,如果能够象刘勰那样处理外来佛教与本土传统的关系,华佛交通,中西融会,则文论的言说不仅是本土的更是普世的。20世纪的最后七年,我学习刘勰的“沿波讨源”、“振叶寻根”,在中国文论的滥觞之处楬橥其诗性智慧;21世纪的最初七年,我学习刘勰的“骈体论文”、“比兴释名”和“秀隐彰义”,研究中国文论批评文体的文学性生成。从刘勰那里,我不仅学到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而且习得了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

二十一世纪,我来到武汉大学,开出的第一门课是“《文心雕龙》导读”,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是“百年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主持的第一件大事是包括“《文心雕龙》与博雅”在内的武汉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通识教育”又称“博雅教育”,而刘勰是真正意义上的“博雅君子”,《文心雕龙》是真正意义上的“博雅经典”。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的“博雅”,概言之是“博通雅正”,细绎之又可表述为“一二三四”:一道兼通,两端兼和,三教兼宗,四部兼备。《文心雕龙》五十篇以“原道”开篇,刘勰体大精深的文学理论从“原道”出发,这个“道”既是作为时空(宇宙)之源的“太极”,也是作为逻辑(理论)之元的“神理”。太极生两仪,狭义的“两仪”当然是天地或阴阳,而广义的“两仪”或可指称所有相生相济、相立相悖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刘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就是“擘肌分理,惟务折衷”,亦即“两端兼和”。就思想文化而言,刘勰是儒、道、释三教兼宗;就文本形态或话语方式而言,《文心雕龙》是一个典型的兼性文本,经、史、子、集四部兼备。博雅教育是世界性的,无问东西;但博雅教育在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兼性智慧。而《文心雕龙》从理论体系到学术方法,从思维方式到文体特征,无一不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兼性智慧。

2020,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刚刚开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一年多过去了,但疫情未已,风险犹存。遭遇如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要反思:是要兼和还是要冲突,是要宽容还是要偏执,是要天下大同还是要去全球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式的“庭间回骤”,而主张“弥纶群言,笼圈条贯”式的“万里逸步”。由此看来,刘勰和《文心雕龙》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我所研究的“中国文论”,也不仅限于我所从事的“通识教育”,而是能为后疫情时代的文化重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由此看来,我与刘勰的相伴相随还要继续下去,不仅仅是“一辈子”。(选自图书馆“一期一书”阅读活动,作者系文学院教授、通识教育中心主任)

(编辑:相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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