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抑或是个人工作生活和道德修养，都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激浊扬清、指引方向、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本版自8月11日推出“对话价值观”栏目以来，已就12个关键词分别进行了解读和剖析。本期，我们从整体上就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背景、思想来源、内在逻辑、培育践行等方面展开探讨；在接下来的报道中，我们还将围绕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四个重点群体展开对话，敬请关注！
因时因势
变革时代中，从强调国家物质力量到精神力量；改革实践里，从瞭望国家社会的走向到个人修身
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
吴向东：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和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同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所面对的时代命题相适应的，这是大的时代背景。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也需要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支撑。
袁银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这种情况下，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价值共识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必须。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背景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多种利益和价值观并存的格局下，没有统一的社会价值共识，社会就会四分五裂、分崩离析。
李君如：在今天这样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意识形态的多元多样多变，我们每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人生，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所以今天提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更是我们每个人走好人生路的要求。
顾海良：以往，我们始终都在强调国家物质力量，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更加广泛地激励人民主体精神世界的发展和创新，为了更为深刻地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增强国家精神力量”的新观点，阐释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新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记者：有人说，新中国成立那么多年，怎么到现在才提出24字核心价值观？
李君如：这并不奇怪。实践是个过程，认识的形成和成熟也是个过程，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完善也必定有个过程。比如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价值观的形成，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几个世纪，自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起，一直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才成为官方格言。
融合统一
三个倡导对应“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融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为一体
记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个层面、12个关键词是怎样形成的？3个层面、12个关键词之间分别有什么内在逻辑与相互关系？
顾海良：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划分可以说与我们历来的政治思维以及老百姓的传统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从来都讲“国家—集体—个人”，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种政治的认同。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实际要回答的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问题。三个层面综合一体，交相辉映，凸显了一个大写的“德”字。若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来理解，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融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为一体。
李君如：这24字价值观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是在我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是当代中国历史性反思和时代性变革的深刻总结，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
记者：有人质疑，各关键词之间存在分类方式不统一的问题，您怎么看？
袁银传：这24个字是基于现阶段的发展任务提出的，把应然性（规范性）与实然性、先进性与广泛性统一起来，在最大程度上形成社会共识，体现最大公约数，让社会大众能够充分认知、理解、接受和实行。
目前的24个字，并不能仅限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每个词的意涵都是很丰富的，可以进行多元解读。这些词汇是互相补充的，有些是同类范畴，意涵有所交叉。这很正常，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设计，围绕着建设怎样的国家、社会，培育怎样的公民等问题来概括的，是一个系统的构建。
内化于心
理论研究是基础，国民教育是主渠道，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思想资源，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根本
记者：在全社会培育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更为有效？
李君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靠死记硬背就可以培育的。我们古人历来重视道德教化，这种教化不是单纯地“教”，而是在“践行”中化为内心的自我规范。
过去有一本对青少年乃至于成年人影响很大的书，叫做《十万个为什么》。我有个小建议：在媒体开展“十万个怎么办”的征文和讨论。“为什么”，讲的是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怎么办”，讲的是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行为准则问题。比如：“你不小心撞倒了一个老人，怎么办？”“看到马路边上有一个被撞倒的老人，怎么办？”“你是老人，在马路边被人撞倒了，怎么办？”诸如此类“怎么办”的问题中，贯穿着价值观思考。如果我们广泛征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怎么办”的问题，进而再就大家提出的问题从价值观上进行讨论，效果一定会比空洞地解释要好。
顾海良：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角度来看，“严私德”以公民个人为主体，教育面广泛，教育成效直接。与之相比，对“大德”“公德”的培育多有缺失，尤其是“大德”的培育。“大德”的弘扬，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讲就是要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想明白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前进”。
“明大德”要有载体，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比如说最近“全国宪法日”的设立，以及之前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都是以国家的名义来举行仪式，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人民对国家的价值体认，凝聚民族精神。此外，国家礼仪、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等，也都是“明大德”的实现载体，是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宣示。
袁银传：通过制度设计、制度供给和制度变迁整合多样性的利益诉求最终达成价值共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旨归。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即“思想—制度—利益”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和践行，就必须围绕三条逻辑主线：在思想层面，就是要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当代社会思潮，凝聚价值共识；在制度设计和社会治理层面，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制度设计、社会治理和政策选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制度的供给与变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在实际生活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广大人民群众靠拢，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落小”“落细”“落实”，真正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
记者：制度设计这个提法以前很少见到，在培育价值观中作用有多大？
吴向东：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研究是基础，国民教育是主渠道，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思想资源，而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则是根本，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重要的路径依赖。当价值观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安排，并通过制度的稳定性和强制性转化为人们自觉的价值意识和行为方式，就能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践行。因此，我们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并引导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建设，融入社会主义制度、政策和规章体系的方方面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制度变革和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外化于行
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需率先垂范，各有侧重；青少年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重在培育
记者：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之间有什么关系？
顾海良：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践行要经过一个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感性的过程。内化于心是把一些东西吸收，外化于行是要将精神加以实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调了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突出了受教育者的主体认知，主体自觉，主体奉行，强调了受教育者自身在道德意愿、道德情感、道德判断、道德责任实践过程和环节上的自省，以及对受教育者在道德认知、道德养成和道德实践过程和环节上的自觉。
记者：对于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这四个典型群体，应当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吴向东：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具有引领示范作用；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对领导干部来说，不同于普通群众，他们有着人民赋予的特定权力和特定作用。因此，他们要率先垂范，自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价值目标的奋斗者，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取向的引领者，社会主义个人价值准则的践行者。
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萌芽到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他们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勤学、修德、明辨、笃实。
袁银传：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关注的是整体设计，主要围绕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制定和执行。
公众人物和先进模范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在社会中往往充当意见领袖，因此也更应该注重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培育和践行。
青少年这个群体比较特殊，重在培育。中小学的价值观教育可以采用硬记的方式，出于口，然后化于心。目前大学的价值观教育面临的情况比较复杂，因为价值观的多元化，大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等，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老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讲述核心价值观的老师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把问题讲深、讲透，并且与学生所思、所想、所望相结合，才能让学生信服。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24/c1001-26077783.html
（稿件来源：《人民日报》2014年11月24日 本网编辑：吴江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