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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忆往】回望珞珈山的师长们
发布时间:2018-10-30 09:37  作者:  来源:  访问次数:

作者:吴令华

开栏语:武汉大学自创办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迅速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农5大学院,15个系和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1938年被迫西迁四川乐山,开始了八年艰苦却辉煌的办学历程。今年适逢武大西迁乐山80周年,武汉大学报/新闻网特开设专栏以飨读者。

 

胸有千秋史的高亨

第一次见高亨,大约是1939年秋冬在四川乐山。

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听见客厅后的小餐室里有客人说话,这在我家是少有的事,便扔下书包进去看个究竟。

只见父亲和一位伯伯正在逼仄的小屋里喝酒,俩人的面孔都红红的,看来已喝了好一会儿了。见我进去,父亲对我说:“过来,见过高伯伯。”我腼腆地叫了一声,刚要退出,父亲又说:“告诉妈妈,酒菜不够了,再拿点来。”于是妈妈又切了些卤鸡蛋什么的,还夹了一碟腌瘤芥菜(大概与做榨菜同一原料,不过我母亲是连嫩菜叶一同腌的),说:“在北平时,你爸爸的同学都爱吃我腌的菜。”我端着小菜送去,爸爸随口问我下午上的什么课。当知道是音乐课教唱《长城谣》时,高伯伯兴奋起来了,一定要我唱给他听。爸爸说:“高伯伯是东北人,他的家人都在东北,你好好唱。”我不好意思地唱起来,高伯伯听不够,要我唱了一遍又一遍,还让我唱《松花江上》《高粱叶子青又青》等。我唱得很用心,紧张得声音有点发抖,但高伯伯听得很动情,闭着双眼,轻扣节拍,眼角微微渗出泪水。

那晚,他和我父聊到很晚,过不了江,便住在我家。次晨,天微亮,他起床不辞而别。后来,父亲问他:“这么冷的天,为什么不吃早点,至少也洗个热水脸再走?”他笑了:“洗热水脸?那出门才冷呢!”父亲对母亲转述高伯伯的话时,提到“他在清华时就爱在盥洗室光着身子用冷水擦澡,冬天也不停。”

多年以后,我从戴家祥先生写的怀念我父的文章中,印证了此事,并知道了当时校园流行这样几句话:“研究院,三宗宝:高叟杨妃吴其老。”其中“吴其老”是指我父亲吴其昌,因在全校大会上唱《道情》“老渔翁”“老书生”而获此尊号;杨妃是杨世恩,曾在《贵妃醉酒》中演杨贵妃而得此美称;而高叟,就是高亨,则以寒冬腊月洗冷水澡引人瞩目。可惜的是,“三宗宝”中的杨、吴二位,寿皆不永,杨世恩自研究院毕业几个月内便在上海溺水而逝,吴其昌也仅只活了四十岁,只有高亨,得享八十六岁的遐龄。

当时高亨也任武汉大学教授,常来我家,与父亲喝酒长谈。我记得他好像不是在历史系,而在国文系或哲学系。不久,他就离开武大了。

高亨(字晋生,19001986),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届研究生。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上,有“其所著《韩非子集解补正》六卷,梁任公先生称其‘冠绝’等语”。梁先生还曾对他说:“陈兰甫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从你开始把《说文》带到东北。”我父亲也说高文“任公师许以‘不朽’,且谓‘白山黑水之间,绝塞荒寒,文献种子,以高君为第一人矣。’”无论“冠绝”或“不朽”或“第一人”,都可以看出梁先生对弟子高亨的喜爱及高度肯定,并赠以对联:“读书最要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在做学问上,高亨恪遵师训,认准了清乾嘉学派的高邮二王夫子(王念孙、王引之)的家法,并继承发扬之。

1926年他从研究院毕业,回东北在吉林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完成《老子正诂》二卷,父亲认为足以与乾嘉大老“抗颜夺席”。“九一八”事变起,他全家陷敌,只身入关,来到北平。其时父亲也正为抗日奔走呼号,愤极哀绝,生人之痛,知得与老友诗书消磨,聊至沸血。不久,父亲南浮江汉,执教武大。高亨又寄来了《诸子今笺》,将出版,父亲为之作序,提出:中华民族近古一千年来,先师先哲学风之因革命转变的动力是“求真”。宋明学者之非汉唐,清贤之否宋明,都只是为“求真”,并历数乾嘉以来至当代诸子研究之成就。序作于1933年,补充于1939年,但高书却迟迟未得出版。直到1961年才以《诸子新笺》面世,其中缘由,不得而知。我猜想,这一方面是因为高先生精益求精的严谨学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时局动荡出版不易所致。

高亨晚年执教于山东大学。他为世知名是因为那首《水调歌头》“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确是好词,以致有些人误会是毛泽东所作,很快传播开来。于是《人民日报》不得不专门发表一次,署高亨名,以正视听。这也使得他在浩劫的年代里少受些磨难,多做点学问。依我看,高亨胸中烂熟中国千秋史,尤其是两千多年前的上古史,他的本色,还是学人,如他自己定位的,过“三书”(读书、教书、著书)生活,而不是政治中人。他在易学、诗经学、先秦诸子、文字训诂学等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他对《周易》的研究,独辟蹊径,主张将“经”“传”分开,开创了《易经》研究的新路子。他的《诗经今注》,是我常置案头随时请教的老师。他对先秦诸子书的训诂,以文字声韵通训诂,匡正旧说,言之有据。据赵俪先生说,“除了唐兰,就数他了。”其有些训诂成果已被《汉语大字典》收录。而他的文字形义学、通假字会典,又是汉文字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读书友谊度时艰

年末检点陈物,几页华笺映入眼帘。那秀丽的笔迹,隽永的诗句,引我回到七十多年前的乐山,父亲吴其昌和王献唐(凤笙)、高亨(晋生)二先生的诗酒交往。

抗战前一年暑假,父亲自武汉先到北平,旋游到山东,到青岛做《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演讲。在济南,获交于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先生,晤谈甚欢。抗战起,父亲抱病随武汉大学内迁四川乐山。王献唐先生则将图书馆馆藏善本典籍、金石宝彝,装箱运载,移曲阜,过铜山,经汉口,上万州,抵重庆,复西行,计程七千余里,于1938年底达乐山。图书文物妥藏于乐山凌云寺俗称大佛寺侧的岩洞内,而看守人员的工薪一直由王献唐个人负担。在乐山,王曾执教武大,不久,辞去教职。专事著作,寓居于凌云寺下院。

这时父亲可兴头了,授课撰文之余,不顾新染咯血重症,时而踏乌尤,与马老入藏经阁读经,吃斋饭,时而登凌云,与王、高谈史说文,煮老酒。乌尤清幽,凌云高阔,嘉州美景,尽收眼底。国难时艰,朋友相聚,诗书唱和,极文史之乐。

高亨抗战前即已撰成《诸子今笺》一书,父亲曾为之作序,此时更加以补充,指出:“中华民族近古一千年来,先师先哲学风之因革转变的动力是‘求真’。宋明学者之非汉唐,清贤之否宋明,都只是为‘求真’。”对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求真的科学精神提出不同的见解。另外,我手头还存有一纸词作,可惜没有落款,但我依稀记得是某次高亨先生来我家饮酒时用我的作业纸笔写的:

 

沁园春

休说嘉州,苏子楼空,尔雅台荒。叹金瓯形缺,铜驼暗影,沙虫泣月,猿鹤惊霜。河浪膻风,江潮羯雨,不敌英雄血迹香。涂毒处,是千秋涕泪,一度沧桑。

思量。往事堪伤。记当日仓皇去沈阳。更燕台漂泊,梁园羁旅,武关南下,鄂渚西航。万里流萍,八年零雁,直把他乡作故乡。家何在,有愁云漠漠,大野茫茫。

子馨大兄哂正

 

“八年零雁”,原为“十年”,随更为“八”,可证此词作于1939年。高亨先生是吉林人。清华毕业后,他在沈阳教书,“九一八”事变起,全家陷贼,他只身逃到北平。八年流浪,家国之痛,无过于此。如果我少年时的记忆无误,不知高亨先生的诗词集中除有“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外,是否还收有此阙?

1940年夏,高先生要去北川,王先生也要到重庆国史馆任职。知音告别,何况又是离乱时期,分外伤感。王先生取出他珍藏的两册“清贤手札”,是清代朴学大师如戴东原,章学诚等十八家的遗翰。他对此书十分珍爱,特写了题记及两手绝句:

 

青李来禽故不如,风流还似永和初。昭陵劫后铜驼冷,珍重儒林尺素书。(其一)

虫鱼注罢便相寻,一炷清香直到今。正是乾嘉全盛日,论交如见古人心。(其二)

 

郑重约请高、吴二人题咏。高亨先生的题记畅叙两年相聚之欢:“揖峨庐中,三峨曦曜,孤塔月华,九峰秋云,两江春雨,相与啸敖,时而商论古籀,摭谈经史,杂以谐言,共为拊掌,亦避寇旅居之胜概也。”并期望战后重逢:“异日千佛山边,大明湖上,重开此轶,当别有会心也。”父亲则题四绝句(二和原韵):

 

奉题凤笙太史所藏清贤手毕

湖上相逢记昔游,历城亭子饮清秋。兵戈今日西南见,恰似杜林客宜州。(余于二十五年秋薄游济南,始获定交于献唐先生。殇余于东鲁酒家,甚欢。今因国难故重邂逅于川南之嘉州,至可感也)

赤文青简传奇书,戴孔邵章到硕甫。何必来禽珍逸少,尽堪朴学驾黄初。(集中有戴东原、孔巽轩、邵二云、章实斋、张介侯、周书昌、刘楚桢、刘孟瞻、冯鱼山、何子贞诸帖,下逮陈硕甫,东原再传弟子也)

张许南雷万代芳,东来寇盗正披猖。纲常忠烈无今古,我欲范金铸陆娘。(内三浦张庚一帖,表彰唐张睢阳之姊氏陆家姑忠烈殉国一节,尤使余心感动不止)

野史亭荒不可寻,中兴实录草自今。集贤清应多暇,独注虫鱼别会心。(最近中枢新创国史馆,征献唐为史官,不日即上渝都矣)

并在后记中表露依依不舍之意。值得玩味的是,三人的诗文中,都提到了“会心”“见心”之语,可见相知之深,友情之重。三年多后,父亲谢世。王先生闻知,伤感不已。

多年后,他检阅旧藏,重睹古人手迹,又写下一阙《醉蓬莱》:

 

几番尘劫,踏遍西川,又来东土。倦眼重开,看海宁题署。细字蚕眠,孤灯残蜡,梦向黄炉去。羽换宫移,天荒地老,问君无语。

回忆昔年,凌云峰上,煮酒谈经,乱红飘絮。一曲高歌,欲行行还住。喋血疆场,欧心坛坫,报国身同许。如此江山,重翻旧恨,凭谁听取。

亡友吴子馨先生,治卜辞金文为世推重。所《金文世族谱》《金文朔历谱》《殷墟书契解诂》诸书多已刊行。“九一八”事变,方执教清华,绝食三日,生徒哭劝乃止。继执教武大。抗战入川,与余同居嘉州,过从甚密。时患欧血,仍日授课,曰:“战士死于疆场,教师应死于讲坛。”哀其言,不忍卒听也。箧中旧蓄《清儒手翰》两册,将去嘉州,为余题四绝句。月前由川寄来,灯下展读,枨触万端,念子馨之墓木已拱矣。寒夜不寐,为赋此解。时庚寅大除夕,越岁元月三日书之。献唐

 

庚寅除夕,是1951年初。当年7月底,王时任山东古代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他所护卫的古籍文物,此时方从四川运回点检。

今年是父亲一百一十年冥诞,离世七十周年,记下这段佳话,以为深切的纪念。

 

方壮猷与勾践剑

想起我童年时期十分熟悉的、父亲的清华老同学方伯伯——方壮猷教授。

20世纪60年代我国考古界的一大成果,是在湖北江陵楚墓中发现了越王勾践剑。那是一柄精美绝伦的青铜剑,剑身刻有八个变体篆书。时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逾六十的方壮猷受命主持宝剑的研究工作,首先解读铭文、确定剑的主人。他们初步释读出剑铭中的文字:“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两个应是王名的关键字,却难以破译。

于是方壮猷发起了一场书信大讨论,参加者有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夏鼑、容庚、徐中舒、陈梦家、胡厚宣、于省吾、苏秉琦等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方壮猷将铭文的拓片寄给诸专家,请学者们各抒己见。从出土的竹简确定墓主人姓邵,邵是楚国的望族,方最初提出剑铭中间的两个字可能是“邵滑”,得到郭沫若的确认;但公认为识得甲骨文最多的唐兰却推断这两个无人认识的“鸟虫书”是“鸠浅”,而“鸠浅”,则是“勾践”的通假字。经过两个月的书信切磋,学者的意见趋于一致,认定了剑身铭文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以后又有专家对剑的工艺进行专项研究,发现此剑被硫化物镀过,故能千年不腐,而这项技术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

一件埋藏地下两千三百年的国宝级的文物、一柄真正的王者之剑的身份终于认定,一场轰动一时的学术大讨论也圆满落下帷幕。学者们的书信被编成《楚墓通讯集》,永远记录下这段考古史上的佳话。而这也是方壮猷晚年学术生涯中的最辉煌的一页。四年以后,一代学者方壮猷被迫害病逝。

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人。据我父亲吴其昌的介绍,年轻时的方壮猷兴趣广泛,尤爱文学,“浸淫于西洋文学,凡诗歌小说剧本无不毕嗜,亦时有创作,然君自言自娱而已,非示人者,随即脱手焚之。后此治毛诗,攻中国文学”;入大学后,“又转其志于社会科学,凡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宗教、心理、哲学诸书无不攻读。且及于吾国史、汉、通鉴、通考及记事本末、宋元明学案诸籍,益期有所成。”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期间,他“治文史之学,著《中国文艺史》十四卷,《太平天国志》若干卷,此外积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诸箧而已矣。”父亲说他:胸怀大志,“为磊落慷慨奇男子,然外又以和易隐之,温柔敦厚,人目之为妇人女子,君笑颔而已”,“得于诗教者独深”。奇怪的是,父亲总把他当做弟弟看,“与余同年,日月后于余。故其亲予也,亦殊异于他人云”。但我从克立教授给我的《方壮猷传略》得知他比我父亲足足大了两岁。这也可以看出方壮猷平时为人的谦逊温和。

方壮猷在研究院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上海一些大学教书。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研究东方民族史。次年归国,在北平各著名大学讲课,并连续发表《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语言考》等多篇有关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研究的论文,风头正健,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便复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伯希和继续研究东方民族史,两年后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

我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方壮猷的名字就在那时。一天,父亲和母亲说起在北平时与宾四(钱穆)、欣安等同游长城的趣事,两人大笑,父亲顺便提道:“欣安从法国回来了,景况还不好,我对某某说了,请他来武大教书。”又过了些日子,方携全家来访。与以往不同的是:每次来客,都在客厅接待,除非深入探讨学术问题,才请进书房查书。而这方伯伯初次来访,略事寒暄,父亲便把他让进书房,留下母亲陪方伯母在客厅聊天,我则和克强、克定兄弟在地毯上玩“过家家”。过了许久,我们的游戏角色已经变换多次,我已想不出新鲜花样了,他俩才从书房出来。

后来父亲对母亲说:“欣安全家刚来,人生地不熟,你多陪陪方太太”,又叮嘱我多和克强兄弟玩。正好他家和我家同住在新二区,所以,从珞珈山到乐山,我们两家来往一直较多。

记得1937年夏,父亲大病初愈,老同学戴家祥出川,特意到珞珈山探望,方壮猷设宴,父亲作陪。过了一个月,日寇入侵,平津陷落,一大批文化人逃出北平南下,叔叔吴世昌夫妇也来到我家。一天,沈从文、杨刚、萧乾同来我家访父亲和叔叔。父亲专门从汉口订了“北平烤鸭”,也请方壮猷作陪。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吃烤鸭。那次宴请使我现已八十八岁的表哥徐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至今齿颊留香,认为现在只有一些酒家的“精品烤鸭”差可比拟,并对我的无知健忘深为遗憾。我则一直搞不明白那时从汉口到珞珈山,是怎样保持烤鸭的嫩脆的。

方壮猷在武大授课,有自己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有一位学生说,他讲《宋史》,准备了两套书,发给学生,让学生按不同专题整理剪贴,剪贴完了,一部“宋史资料分类长编”的雏形也出来了;学生们则学到了一种治学方法,受益匪浅。

父亲去世以后,方壮猷撰写的《吴其昌教授事略》中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改善教授的生活境况,“顾自入蜀以来,物价指数率增至三五百倍而有加无已,大学教授薪津所得,远不逮贩夫走卒之差足温饱。学课之余,卖文售益,力竭声嘶,犹不足糊口腹,赡妻子,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批评当局对“既成之才,弃之若敝屣,悉任其贫病潦倒”,并列举武大抗战中死去的教授:“前乎君者,既繁有徒(武汉大学教授先君而卒者为郭泽五、黄方刚等三君,其余讲师助教死者尤多),踵乎君者,恐更将接十连百而未已也!是岂国家前途之幸哉!”我记得,在我父之后,又有萧君绛等教授相继病逝。

直到抗战胜利复员之前,方伯伯对我家这流落异乡的孤儿寡母曾多加关照,至今铭刻在心。方壮猷继我父任武大历史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调任湖北省图书馆、文物管理领导职务。1983年我公出武汉,特到珞珈山访旧,问及方壮猷夫妇,已含冤故去多年,空对旧居,唯有长叹。(选自《回首萧瑟处》2016年版,作者系吴其昌之女)

(编辑: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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