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严航
编者按：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一伟大胜利，将永载中华民族史册，永载人类和平史册。作为学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武汉大学报、武汉大学新闻网即日起推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栏，分为“烽火记忆”和“以史为鉴”两个系列，刊发武大抗战时期往事、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等，以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郭沫若在其回忆录《洪波曲》中描写道。
近日，一批武汉地方史志专家来到珞珈山，探寻到了郭沫若笔下高射炮阵的真实遗迹，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地堡和弹坑重回人们的视野。
在珞珈山顶，有一个凸起的山包，四周多处弹坑零星分布。山包西北向有一个高约2.5米、宽2米的入口，走进去便是传说中的神秘地堡。
地堡内部呈长方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5米，面积约七八十平方米，净高4米，被一人高的墙体隔成一大一小两个空间。地堡墙体厚约1米，为红砖水泥结构，南北墙各有一个瞭望窗口，窗口是向上开的，便于观察和防御空中目标。
地堡为半掩式，掩体与山体融为一体，隐蔽性强。外表像一个小山包，地形平坦，可行走人。据推测，地堡应属于防空瞭望、指挥所之类的军事设施，或用于存放弹药和武器。顶部厚实的掩体，能经受空中轰炸，且不易被敌方飞机发现。
以上图片为珞珈山地堡（彭年、詹松摄）
相关专家从地理位置、使用材质等判定，此地堡应为抗日战争时期，为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要人修筑的防空避难工事，这就更加凸显出它的历史价值。
抗战期间，烽烟四起，随着战火不断蔓延，武汉岌岌可危。武汉大学于1938年2月召开校务会议，决定迁至四川乐山。部分教职员工与一二三年级学生600余人，以自由组合的方式分批乘船溯江而上，图书仪器设备保全较好。
7月，时任武大校长王星拱和迁校委员会委员长杨端六率领最后一批师生奔赴乐山。离开前委托汤子炳（又名汤商皓）先生等五位教职工留守护校。“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之校舍便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莫大之元气。予乃临危受命。”汤子炳在《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中回忆。
平津沪宁相继失守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国共第二次合作拉开序幕。1937年12月5日，蒋介石从南京来到武汉，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在武昌，武大成了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中枢；13天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延安来到武汉。
日军不分昼夜地轰炸，蒋介石在珞珈山的寓所会客室竟被炸塌了一角，为安全起见，他白天住在了离寓所不远的曲尺形防空洞里。由此推论，和防空洞同时期建成的地堡和弹坑也应为防御所用。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下榻在珞珈山十八栋一区27号别墅，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寓居于半山庐。他们分别居住在珞珈山南、北麓，中间由山路相连。据史料记载，两人在其间散步休憩时，常常在路上碰到，共商国是，因此这条路也被称为“国共合作小路”。国难当头之际，珞珈山车水马龙，可谓风云际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通力联手、一致对外的最好见证。
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等在珞珈山与三厅部分干部合影（资料图）
蒋介石在武汉大学大操场检阅军官训练团（资料图）
所幸当时日军“舍不得”轰炸这美丽的大学校园，“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我们在当时是做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正如郭沫若所预料的那样，武汉沦陷后，日本人将珞珈山辟为中原司令部。汤商皓等人避入汉口法租界。
据汤商皓回忆，在武大西迁乐山的8年时间里，他同另外几名教职员工多次“探望”珞珈山，开始了一段“收复失地”的艰难历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武大师生复员武昌。他们与当时驻扎在此的一日军联队队长忆酋荒原“谈判”，以求保全此湖山胜地上的壮丽建筑和教学设施。当听说日军为缓解日本伤兵思乡之情，欲种植日本国花——樱花时，汤商皓针锋相对地提出：“可同时栽植梅花，因中国人甚爱梅也。”这足以彰显武大人热忱的爱校之情，以及临危不惧、从容不迫的气度和胸襟。
向记者提供珞珈山地堡新闻线索的是退休老教授向虎雏。他在武大生活了半个世纪，爱校如家，尤其对武大各种“文物”钟爱有加，如数家珍。他介绍，珞珈山山头，保留有多处抗战军事遗址，成系列完好保存，多为原始状态，至今仍清晰可见，并且文物丰富，多位名人留迹，此为举国罕有。
武汉地方史志专家王汗吾表示，许多同时期地堡因基本建设都已摧毁，而珞珈山这个因位处山顶保存完好，且历史意义重大，应给予特殊保护。
徐明庭、刘谦定等史志专家认为，武汉抗战意义重大，但所保存下来的军事遗址不多，应对此处遗址加以保护，使其与武大校园内其他抗战遗址一起，成为展示武汉抗战风云的窗口。
追溯珞珈山的前世今生发现，这座距今一亿三四千万年至七千万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形成的山体，在许多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或容纳千军万马，或供人运筹帷幄，或为人藏匿掩护。相传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在一次平反获胜后率军驻扎于此，对参战士兵论功行赏，后来士气大增，屡战屡胜，故而得名落驾山。
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在此建设校舍，时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更名不改音，将“落驾山”改为“珞珈山”，以坚硬美丽的石头，对在落驾山辟山建校、筚路蓝缕的武汉大学，寄予着美好的希望。
抗战期间曾在此居住过半年的郭沫若，日后深切怀念与珞珈山的短暂邂逅，以其细腻的情感和独到的笔触回忆道：“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20世纪30年代“十八栋”全景（资料图）
硝烟散尽，物外桃源恢复了往日的朝气——树木葱茏，水波荡漾，莺啼鸟啭，书声琅琅。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无可置辩地站在了世界最美丽大学的行列。而山上的地堡、弹坑，在后人的唏嘘凭吊中，兀自静卧，无声地诉说往日故事。
（编辑：杨欣欣）
